因为他是眼科医生

　　坏消息和好消息是前后脚来到的：7月1日这天早晨，天津市的徐雷照常在单位开会。他戴着眼镜，右眼视力几乎为零。看到区号010的陌生来电，他给旁边的同事看了一眼，“推销电话吧。”他按掉了。很快他接到女朋友的电话，“好消息！你不要尖叫！”好消息是，他可以去做眼角膜移植手术了。

　　差不多在同样的时间，河北省正在放暑假的高二学生陈晗也接到同样的电话。这个17岁的少年两年前察觉到自己左眼视力的急剧下降。配镜的验光师告诉他，验光设备无法从这只眼睛上读取到任何数据。

　　电话结束了两家人漫长的等待，他们立即收拾行李，准备当天就赶到北京。

　　然而在北京的一个家庭里，这意味着最坏的事情发生了——为他们提供透明、健康眼角膜的，是32岁的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医生王辉。6月30日凌晨，他因心脏骤停抢救无效去世。两个小时后，家属决定捐献王辉的眼角膜。

　　王辉曾在这家医院工作多年，他对眼睛的种种问题最为熟悉。3年前，徐雷患上一种叫“圆锥角膜”的眼疾。疾病一点点蚕食着他的视力。除了女朋友，他没告诉任何人自己的右眼问题；陈晗那只患病的眼睛只能分辨颜色和感受昼夜交替，就算有物体打眼前贴着经过，仍辨不出那是人还是移动的冰箱。他们都需要接受眼角膜移植——从别人的眼睛取下，移到自己的眼睛上。

　　两个患者遇上了同一双眼睛。用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卢海的话形容，王辉有“一双流露着善良美好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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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双眼睛盖着单眼皮，在一副黑框平光镜后。它见过北大未名湖上的月，博雅塔下的秋，接收了足量的医学知识，检查过数不清的生病与受伤的眼睛，也见证了一次又一次光明的到来。

　　2006年，王辉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八年制)专业，毕业后进入同仁医院眼科中心。

　　90601134，90601133，这是王辉和妻子钱维读大学时的学号。钱维还记得，刚上大学那会儿，大家经常按学号站队、进行课程分组。王辉话多又幽默，而且把所有同学的名字都记得特别清楚。

　　初中同学夸王辉聪明，数学考试有时只用一半时间便能答完整张试卷，“考120分是因为满分只有120分”；高中同桌回忆，他是班长，学习成绩好，读高中时就想成为一名医生；他喜欢篮球和足球，朋友至今记得他“中分的发型，投篮的姿势”。

　　进入大学后，王辉仍严格执行自己的学习计划。一次，钱维临时决定回家，想把手中的课本和杂物暂时寄存在王辉的宿舍。王辉跑下楼，接过东西并认真地对她说，她是第一个打乱自己时间安排的人。

　　后来，食堂、医学院、图书馆串联起了他们的校园爱情路线。回头望去，钱维觉得，当初决定嫁给这个人是因为“他完全接住了自己”。

　　这个经常“看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的男人涉猎广泛，钱维几乎触碰不到他知识的边界。科幻、动漫、历史、武侠、游戏，他都感兴趣，也会在瞥到某条体育新闻时突然背出一支球队近几年的球员交易记录、比赛战绩，甚至扩展到所在城市的历史。

　　夫妻俩都是游戏迷。王辉喜欢打“三国”，踢“实况”，钱维则更喜欢益智类。“这关卡好多天了，你来帮帮我。”王辉偶尔向妻子撒娇。

　　王辉喜欢香港乐队Beyond的粤语歌，但是很少能哼对调。眼科新年联欢会上他和同事表演过双簧，跳过肚皮舞。今年是猪年，作为主持人的他临时客串了猪八戒。

　　王辉爱笑，几乎每个认识他的人都记得他的笑脸；他温和，医院里从没有人和他红过脸、吵过架，谁需要帮忙他都会搭把手，人们称他“万能辉哥”；他微胖，穿上白大褂，就是现实版的“大白”——迪士尼动画片中的医疗机器人；他喜欢美食，手机里收藏了大量的“美食地图”和有关1岁女儿的一切。

　　2018年9月，王辉参加了国家卫健委参与发起的“光明行”活动，作为中国眼科专家组医疗队成员，赴安提瓜和巴布达，进行为期两周的白内障筛查与手术。

　　工作之余，他每天早起在海边跑步，与家人视频通话，给女儿直播“大海的声音”。

　　女儿是王辉的“小情人”，也是他的翻版。在钱维眼里，女儿“小耷拉眼，还有眉毛、神情，和爸爸一模一样。”女儿第一次双手环绕着抱住他的脖子时，王辉流过眼泪。钱维记得在婚礼前的化妆间，王辉看到她身穿白纱时也落泪了。“他是个内心很柔软的人。”

　　他恨不得把女儿喜欢的东西都买回家。早教的儿童乐园里，女儿在一面鼓前停下，兴奋地一直拍。王辉便想买一个回家。

　　钱维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这面直径80厘米的牛皮鼓要2000多元。“这么大个鼓放哪儿啊，而且她拍两下就不拍了。”王辉为此还和她赌气了一会儿，“那你有些衣服买了也不总穿，以后也别买了。”

　　“我给她弄俩盒儿，一样的。”钱维拿铁皮饼干盒当鼓来用，它成了女儿短暂喜欢过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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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4日，王辉一家人庆祝了女儿一周岁的生日。为此，他婉拒了一场辩论赛的邀请，这也是他唯一一次以个人理由缺席医院的活动。

　　同一天，陈晗通过网络看了美国职业篮球联盟(NBA)总决赛的第六场。他支持的金州勇士队惜败。他“非常喜欢篮球”，是一支球队的后卫。患上“圆锥角膜”后，他逐渐失去了左眼的视力，也很少踏进篮球场。

　　在北京同仁医院确诊的那天，他们在眼库作了预约登记。陈母记得，当天登记时就看到来排队的多位病友，大家都在焦急等待角膜。她担心视力问题会影响儿子高考报名。

　　开车回家的路上，陈晗的父亲抹了把眼泪，“把我的角膜给我儿吧。”

　　老师批准陈晗成为“自由人”，他可以搬着凳子坐在教室里的任何位置。但他的世界仍“一片混乱”。“就像左眼在看一个草原，右眼在看一个科幻电影”。他猜测，可能是因为两只眼睛视力不同，物体成像差距大，大脑反应不过来。

　　徐雷也在适应“用一只眼生活”。他形容，自己看到的世界“半个清晰，半个模糊”。刚谈恋爱那会儿，他没敢对女朋友说。直到眼前“糊到什么都看不见”，才向女朋友坦承。他怕失去那份坐在办公室里与文件、表格打交道的工作，也不想让父母担心，一直隐瞒着病情。

　　半个月后，这3个人的世界有了交集。

　　6月29日上午，下了夜班的王辉照常回家休息。他已发低烧6天了。6月，王辉成为住院总医师，工作也从普通平日值班调整为24小时班，每3天轮换一次。他需要处理复杂病情、开台实施急诊手术等。这也被视为每名医生成长的必经之路。

　　几天来，钱维忙着筹备会议。王辉下班会给她看手术照片，她更关心丈夫的身体。丈夫回复她，“我做手术的时候就没事，一下手术就会烧起来。”他并未向妻子提起，这天凌晨3点时，他曾在微信上向同事诉说，“自己有濒死感”。有同事此前夜间急诊时见过满头大汗的王辉，他吃完退烧药，还有手术在等待。

　　几乎所有同事都确信，王辉会成为优秀的眼科医生。入职第三年，他就被中国医师协会评为全国十佳住院医师，每年都被评为医院先进个人。

　　6月29日下午1点，他在微博上记录昨晚做的手术，并提醒，“在家干活时也要做好防护，防护镜很便宜，眼睛很贵！”

　　下午3点，他返回医院接受了胸部X光、腹部B超等检查。

　　晚上9点，王辉在家中心跳骤停。钱维立即为他做心肺复苏，并拨打急救电话。次日零点36分，王辉在医院抢救无效去世。

　　钱维请求同仁医院的医生摘取王辉的角膜，捐献给同仁眼库。“他选这份工作的时候选了同仁，一定想尽一些力。”

　　医院的走廊里，有医生问，“为什么这么快作出捐赠的决定？”

　　“因为他是眼科医生。”钱维答道。

　　后来，她把句子补充得更完整了些。“他想做的所有事都是想让别人看到，捐出角膜，他至少还有一个完整的组织在这个世界上，还可以救别人。我就是觉得，王辉会很开心，如果我们作了这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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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维当时不知道，著名眼科专家、北京同仁医院老院长张晓楼也曾在去世后捐出眼角膜，使两位患者重见光明。据报道，他也是中国建立眼库以来，第一个完成捐献遗愿的志愿者。

　　现在轮到王辉。6月30日，他的角膜被取下，送到他生前再熟悉不过的同仁医院眼库里保存。医院开始遴选角膜移植受者。

　　7月3日，两台角膜移植手术在同仁医院亦庄院区进行。9点13分，主刀医生、同仁医院眼角膜科副主任接英和全体医护人员面向保存液里的角膜深鞠一躬。

　　9点20分，医生取下陈晗病变的角膜。随后，王辉的角膜被从保存液中取出，接英在助手的配合下，细致地将角膜放置、缝合。10点10分，陈晗被推出手术室。

　　10点45分，徐雷接受手术。11点27分，手术顺利完成，王辉的两只角膜完成移植。

　　手术第二天，医生摘下了两位患者眼上的纱布。

　　“看到的感觉和之前不一样了。之前不管离多近也看不到，现在可以看到人的轮廓。”徐雷说。

　　接英介绍，角膜移植手术完成后会有一个康复的过程，配合药物治疗、后期矫正，基本可以恢复到正常视力水平。

　　钱维从新闻里知道了角膜移植成功的消息。她反复表示，自己会按照医学伦理，不去认识受者，不去与对方有任何联系。新闻画面里闪出了王辉的照片，女儿指着电视屏幕喊爸爸。“她已经认识爸爸了。我希望她认识爸爸，我也会拿着照片，说这是爸爸，但是他现在不在。”朋友有点担心她太平静了，她像是处于“理性与感性的完全分离”——理性的那个“她”作着主导，必须面对和考虑家庭里的一切事务。

　　徐雷和陈晗已经出院，需要定期复诊。徐雷的心愿是考驾驶证，然后带着女朋友去自驾游。

　　陈晗记得，到北京那天是7月2日凌晨3点多，从长椿街一路走到医院花了一个多小时。天蒙蒙亮，他用一只眼睛见到了凌晨的北京。

　　出院那天，他用两只眼睛打量了世界。他向医生承诺，自己会无比爱护眼睛，带着它们看到更光明的未来。

　　(文中患者系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马宇平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