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学先驱亲手规划打造华南植物王国

　　穿越战火护标本谱写中国植物志
　　植物学先驱亲手规划打造华南植物王国

华南植物园热带雨林温室航拍图。

华南植物园科研区的标本馆中共有110万份标本。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实验室，研究人员手捧培育出的植物。

炮弹果

黄虾花

形态婀娜的热带植物。

　　“活化石”银杉标本

　　广州文化拾遗

　　1929年，中国现代植物学主要奠基者陈焕镛院士创建了植物园的前身——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彼时，中国近代植物学研究几近空白。陈焕镛痛下决心：“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植物学、自己的植物园、自己的植物研究所、自己的植物志。”

　　90年过去了，他的愿望已经实现：1929年初建时，植物研究所的标本馆仅有9645份标本，如今馆藏已超过110万份；2004年，《中国植物志》历经四代科学家、耗费近半个世纪编撰完成；每年约200万人次徜徉在华南植物园，感受陈老与中国植物学先驱们亲手规划、打造的植物王国。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方晴 通讯员周飞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陈忧子 实习生邓迪

　　策划、统筹/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嵇沈玲

　　在陈焕镛之前 看中国植物标本要向外国借

　　7月11日，记者从76岁的华南植物园原第一党支部书记、研究员陈忠毅和84岁的“中国植物园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华南植物园研究员胡启明的手上，小心翼翼地接过两本珍贵的书籍——印刷于1934年的《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概况第一次五年报告》和印刷于1948年、由研究所出版的全英文植物学论文专刊《Sunyatsenia》。翻开泛黄的书页，通过两位老研究员的口述，我们了解到了华南植物园前世今生的故事。

　　1915年，出生于香港的陈焕镛从哈佛大学树木系毕业，获得林学硕士学位。那个时候，世界许多著名的植物园都栽培着中国的珍稀植物，中国植物的模式标本大多被保存在外国的标本馆内，国内却缺乏完备的植物园和标本馆，以致研究本国植物分类学不得不远涉重洋到外国去寻找资料、参阅标本，这让他深感痛心。

　　尽管导师邀他留校攻读博士，陈焕镛还是毅然回国，在随后10年间踏遍大江南北收集、研究植物标本，填补中国植物分类学的空白，并于1929年在中山大学建立了植物研究所。

　　陈忠毅告诉记者，植物所建所之初，只有14人，但这14人却承担着很重要的基础任务：中国有多少植物？是什么植物？“我们要把它们分门别类搞清楚了，才能了解中国植物的‘家底’有多少”。

　　在陈焕镛的领导下，全所人员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标本和图书资料逐渐增多，并逐步建立了标本室、图书室、植物标本园和实验室。《第一次五年报告》中的标本增进表显示，1929年标本馆藏仅9645份，次年便近乎倍增至17244份，到1933年，已经增长到60250份。

　　誓死相守不离半步 战火中守护7万份标本

　　这些标本来之不易，更是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命脉所在。1938年，广州沦陷，陈焕镛冒着生命危险，把7万多份标本全数运到香港，存在九龙码头围道陈家寓所内，并出资设立研究所驻港办事处。

　　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植物所驻港办事处遭到搜查，由于标本、图书均有国立中山大学标志，被视为“敌产”，办事处被日军查封。为了不让标本落入日军手中，陈焕镛誓死相守，不离半步。1942年4月底，陈焕镛将存港标本运回广州，安置在康乐广东大学（原岭南大学）校园内，直到抗战胜利，陈焕镛才“如释重负”，报请中山大学接收。

　　对此，在1945年12月31日中山大学农学院长邓植仪给校长王星拱的报告中提道：“该员忍辱负重，历尽艰危，完成本校原许之特殊任务——保存该所全部文物，使我国植物学研究得以不坠，且成为我国植物学研究机关唯一复兴基础，厥功甚伟，其心良苦，其志堪嘉。”

　　馆藏最古老标本 穿越161年时光

　　如今，这7万份在战火中流连的标本，已收藏在华南植物园科研区的标本馆中。这里共有110万份标本，它们如同书本般被收纳在一排又一排手摇滑行的标本柜中。

　　记者看到，最古老的一份标本，已穿越161年的时光。在泛黄的纸上，它像三朵简笔而画的草花，这是远志科植物Polygala，是标本馆从美国交换而来。而最轰动的一份标本，莫过于陈焕镛与匡可任鉴定的“活化石”银杉标本。卡片上写道，该标本是1955年5月16日，广福林区调查队在海拔1400米的金竹坪所采，银杉的枝叶、果子、树皮各个部位被精心地保存下来。

　　据了解，银杉是一种极罕有的孑遗裸子植物，它在地球上其他地区早已灭绝，唯独生存于中国局部山区。这种濒危珍稀植物的发现对了解地球历史，特别是气候的变化与冰川的进退及其覆盖地区有科学意义。

　　“在老所长之前，标本采集和植物志编写都是西方人的专利，从老所长开始，中国的植物志才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发表。世界上没有的种类，由我们一个个写下来。” 陈忠毅说。

　　1954年，农林植物研究所改隶中国科学院，同时易名为华南植物研究所（2003年10月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1956年，该所在陈焕镛领导下编著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地方植物志——《广州植物志》。接着，陈焕镛主编出版了一部450万字的《海南植物志》。

　　2004年，由华南植物研究所主要参与编撰、记载了我国31142种植物、共5000多万字《中国植物志》编著完成，作为《中国植物志》编撰者之一，胡启明感叹道：“中国周边不少国家的植物志都由英国人、法国人做的，但我们中国的植物志是中国人做的。”

　　父辈追忆：建园初期全靠人力肩挑手扛

　　离开科研区，记者一行来到华南植物园的植物迁地保护及对外开放园区。4237亩的土地上，仿佛刚刚所见的标本都“活”了起来，浓缩了天地间的所有绿意，吸引着人们一再流连。

　　园区自1957年启动建设，1980年向游人开放，最早的门票只需5角钱，几乎每个广州街坊都有关于植物园的记忆，或是站在原羊城八景“龙洞琪林”前的合照，或是在温室里初见满眼仙人掌的震撼。

　　据介绍，这座植物王国的选址至规划，均由陈焕镛亲自主持，并邀请全国植物学家和园林专家共同建园规划。据说，二沙岛也差点成为植物园，最终大家还是看中了火炉山旁的这片广阔土地。原来，1956年，这里还只是一片点缀着零星灌木的荒地。一位工作人员听她同在植物园工作的父母说，建园初期全靠人力肩挑手扛，经过60多年的精心培育，今天的华南植物园已逐步成为我国最大的南亚热带植物园。

　　记者在植物园的网站上找到了1959年华南植物园规划设计初步方案，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植物园规划方案之一，包含苗圃和试验区及展览园地两个区域，展览园地又分为棕榈植物区、遗存植物区、植被类型区等，与今天38个专类园区规划脉络一致。“这份规划深深地影响了后来植物园的发展，前辈们的设计理念和高瞻远瞩的目光，直到今天仍然不过时。”

　　如果说“龙洞琪林”是让上一辈游客难忘的美景，那么如同“四朵漂在水上的木棉花”的温室群景区就是年轻一代更喜欢的“网红打卡地”。提着自拍三脚架和相机而来的夏小姐告诉记者，华南植物园是广州拍照热门地，其中，温室群景区的沙漠植物室，以300多种仙人掌类和多浆类植物构成的异域风情吸引了最多人打卡拍照。

　　如果仅为美景流连，植物园是否就成了公园，起不到科普的作用？夏小姐说不会，她留意到，这里每棵植物都有一张二维码身份证，扫一扫就知道植物的资料和小趣闻。“来了才知道，湖边那片‘童话森林’是落羽杉，大草坪上那棵出镜率很高的矮树是来自墨西哥的叉叶木。”

　　木兰园创始人走遍云南寻获大果木莲

　　相比网红的温室群景区，游人可能很容易错过木兰园、丛生竹园和姜园。实际上，这三个园区面积之大、收集种类之丰富、研究水平之高均居世界前列，尤其是木兰园。

　　据了解，全世界有木兰科植物16属270余种，但由于历代的战乱及乱砍滥伐的破坏，很多品种已濒临灭绝，极其珍稀。华南植物园的木兰园收集了木兰科植物约11属150种，保存有华盖木、观光木、盖裂木、焕镛木、鹅掌楸、合果木、大果木莲等珍稀濒危植物，是目前世界上收集木兰科植物种类最多的种质保存基地之一，被命名为“世界木兰中心”。这一称号来之不易，园里几乎每一棵奇花异树都有一段历史，都凝结着一段传奇。

　　从陈忠毅的口中，记者听到了木兰园的创始人刘玉壶的冒险故事。1982年秋，年近七旬的刘玉壶为找寻一种珍稀木兰——大果木莲，走遍了云南文山州八县。最终，经过17.5公里的崎岖山路，他终于找到一棵高达20米的大果木莲。为了确认木兰科华盖木这个新属，他千里迢迢跑到云南西畴县法斗乡，40米高的大树无法攀爬，只好“请民兵营的神枪手用步枪打下几段带花的枝条”。

　　在标本馆，记者偶遇了植物分类研究组首席研究员夏念和，从他黝黑的皮肤上，就可以看出多年的野外考察经验。他告诉记者，即使是一种植物，野外考察往往也不能只去一次，“为了等开花，一年去好几回”。在野外考察中，被大蚊子与旱蚂蟥咬得疤痕累累，涉水步行、砍竹子铺地上睡觉也是常事，“就像逃荒者一样”。但这些付出都获得了回报，夏念和在园里最爱去的地方是华南珍稀濒危植物繁育中心，“看看自己拿回来的东西长得怎样啦”。

　　老研究员胡启明告诉记者，有人曾说植物园应该是珍稀植物的“避难所”，但他不同意这个说法。“好的植物园，不仅应该保存、研究这些植物，还应该拯救这些植物，让它们最终能回归自然、重新繁盛。这也是华南植物园的使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