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新冠肺炎)清华本科生自述：在武汉拍纪录片，感受到“治愈”的力量

　　中新社武汉2月12日电 题：清华本科生自述：在武汉拍纪录片，感受到“治愈”的力量

　　作者 黄一洋

　　2月12日，武汉“封城”二十一天，也是在华读本科的我在武汉拍摄毕业作品纪录片整两个月。

　　我的家在江西，与湖北共饮长江水，这是我能想到的与武汉的唯一联系，未曾想到一个叫新冠的病毒让我们靠得如此之近。

　　到武汉后不久，我便听说了金银潭医院收治不明肺炎病人的消息。但新年的头半个月里，我并没有把疫情放在心上，外出拍摄也几乎不做任何防护。直到1月20日，随着更多信息被公开，我才忽然意识到肺炎疫情在蔓延。

　　三天后的早晨，我迷迷糊糊地打开手机，弹出数条“武汉封城”的消息，一下子睡意全无。我就这样成为了被“封锁”在武汉的九百万分之一。“封城”后，街道迅速冷清下来，整个城市变得空空荡荡。晚上和爸妈视频时我反复安慰着他们，放下电话，自己却辗转难眠。

　　我的拍摄对象是一位痴迷于研制飞行器的武汉大叔，本想来记录他的“飞天梦”，但疫情让他停在了追梦的途中，让我的毕设也跟着停滞了。

　　1月24日是农历大年三十，拍摄对象邀请我去家里吃年夜饭。他们取消了往年的家族聚餐，均留在自己家中。丰盛的菜品摆在桌上，大家大部分时间却都是在讨论疫情，节日的喜庆几乎难觅踪迹。不到一小时，拍摄对象一家便陆续下桌，各自回屋。

　　零点前后，我回到宾馆房间，只听到零星几声烟花的响声，手机里又提示了几条关于疫情的消息。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在外的春节，没想到竟以这种方式迎接鼠年的到来。

　　随后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宾馆房间中度过。直到前几日，拍摄对象经营的一家酒店临时被政府征用，用来安置隔离密切接触人员。政府通知下来时，拍摄对象与家人产生了分歧。家人认为，安置疫情相关人员可能让外人对酒店产生心理阴影，影响日后的经营，还可能把自己置于险境。但他一再坚持，酒店还是成为了隔离区。

　　前期的准备工作磕磕绊绊，由于人手不足，现场的秩序并不总是有条不紊，遇到一些拖家带口、情绪激动的隔离人员时，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只能尝试反复沟通。和正规医疗机构不同，这种散落在武汉各地的隔离区主要由民间力量维持运行。

　　唯一的医疗志愿者陈医生来自荆州，收治疑似患者后，酒店将封闭起来，而她至少要在这里驻守三十天，每日查房、送餐、登记情况。此时奔赴武汉，志愿承担此事，我的心里对她敬佩不已。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拍摄素材越来越多地转向与疫情相关的人物与事件，也渐渐发现相比前期拍摄的素材，疫情暴发后普通人面对疫情的状态，成了更触动我的内容，于是我在拍摄中慢慢倾斜，将毕设转移到与疫情相关的主题上。

　　一天，在隔离区里，我记录了一位街道办事处的大叔与拍摄对象的对话，他笑着对拍摄对象说，自己现在每天在隔离区工作，晚上回家后，家人都不太愿意和他住在一起。他半开玩笑地说，自己现在像“家里的强盗”。戏谑的话语让人触动。

　　酒店房间的电器和热水供应偶尔出现些小问题，拍摄对象总是二话不说，穿上防护服、进入隔离区解决问题；一位前来隔离的市民在登完记即将入住时忽然哽咽，对着陈医生反复地说着“谢谢”……

　　零碎的片段让我感受到“治愈”的力量，闪光的瞬间驱散了心中的阴霾。这段日子里，武汉人身上闪耀的点点星火，给予我勇气，让我怀揣着希冀用特别的方式参与、见证、书写这段特殊的历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