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生》

　　真实地展现医患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古欣

　　发于2020.2.24总第936期《中国新闻周刊》

　　南京鼓楼医院的徐晔医生火了，因为一档叫《中国医生》的纪录片，他的微博新增了二十多万粉丝，被网友惊呼“真人版江直树”。帅帅的徐晔，一路学霸的魏嘉，又凶又萌的王军，入世的修行者朱良付，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三甲医院的医生，也是《中国医生》跟踪拍摄的对象。

　　原本，这是一部小众的纪录片，去年曾经在央视播出过，但不久前登陆爱奇艺平台后，在疫情的背景下，这部聚焦医生群体的片子变得备受关注。在纪录片类别中，关注度稳居第一，相关话题的讨论在微博上超过亿次。

　　这两年，医疗题材的纪录片和电视剧、电影十分火热。这些作品大多注重挖掘题材的社会性，所以关注度比较高。“能不能有个片子是从医生的角度去看？”抱着这样的思路，《健康报》社发起“医心”项目，顾名思义，要呈现医生的内心世界。这就是后来的《中国医生》。

　　《健康报》社找来了经验丰富的张建珍出任纪录片的总导演。张建珍此前拍摄过医疗类题材纪实真人秀，对医疗领域有积累，对医生职业也有感悟。2008年到2009年，家里的两位老人双双因癌症入院，张建珍在医院陪了一年。那段时间，家属心理的煎熬和对医生的依赖，张建珍都体会到了，她和年轻的住院医生成为朋友，对他们生出理解与认同。

　　张建珍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她给拍摄定下了“不要刻意表现冲突”“不歌颂不夸饰”的调子。希望能够借此真实地展现中国的医患关系。

　　医生的成长

　　开拍前，张建珍带领团队在六家医院开展前期调研，与每家医院开出的医生名单一一谈话，从二三十位医生中挑选三四位拍摄对象。

　　张征是纪录片的执行导演，他负责在南京鼓楼医院定点拍摄，医院推荐了两位医学大拿，妇产科的胡娅莉和骨科主任邱勇。

　　胡娅莉今年61岁，已经退休，但还是习惯每天去科里转一转。能做一点就做一点，是这位退休妇产科主任的朴素想法。挑中胡娅莉做故事的主角，是因为张征和她第一次交谈，胡娅莉哭了。张征感觉这位医生有很多感情，讲起很多事情时情绪都会跟着故事走，符合纪录片所需要的性格鲜明的人物。

　　作为医生，胡娅莉非常专业，也有其强悍的一面，但执行导演张征努力捕捉到了胡娅莉温情的一面。一对夫妻从南通找到胡娅莉，为给已经被县医院判了死刑的胎儿寻找救命机会。胡娅莉找来很多专家联合会诊，希望能帮助这位好不容易怀上孕的母亲保住胎儿。一度似乎出现一丝希望，但随着胎儿发育恶化，这对夫妇最终不得不决定终止妊娠。胡娅莉将这个消息告诉这对夫妇时，妻子顿时泪流不止，胡娅莉手拿着纸巾递给她，脸却背过去。她不愿流泪的样子被患者看见，也不愿面对镜头。

　　在鼓楼医院，张征跟许多医学大咖打过交道，像胡娅莉这样流露情绪的是少数，更多的大牛医生习惯于表现得淡定。骨科主任邱勇是法国科学院院士。张征跟拍邱勇时，发现邱勇记不住病人的脸，但只要看到病人的片子，邱勇就能立刻认出这患者是谁，也能记住之前的治疗过程。“他们为什么会很镇定，很从容，都记不住病人长相？他们刚刚开始工作时肯定不是这样的。”张征产生了好奇，他想，只有去拍年轻医生，才能还原每个医生成长到今天的路径和轨迹，揭开医生内心的波澜。

　　抱着这样的想法，张征开始在鼓楼医院里寻找拍摄对象，刚刚从医两年的烧伤科医生徐晔进入他的视野。张征第一次接触徐晔时，对方正忙着护理病人。徐晔经手的是烧伤科当年收进的最大的一起病例。病人是钢厂的技术员，被钢水溅到，全身烧伤面积百分之九十五。为了治病，家里已经花了一百多万。病人的儿子即将结婚，钢厂的老板找他谈话，告诉他厂里还能出几十万，这个钱是继续治还是留作别用，自己考虑。

　　徐晔没有想到家属会放弃治疗，但年纪更大的张征却预见了。重度烧伤的病人需要多次植皮手术和长久的术后护理，没有一两百万是治不好的，一般家庭想要拿出这些钱很困难。

　　徐晔的形象、性格和正在处理的事情对他内心的冲击，让张征决定锁定这个医生。不久，张征接到烧伤科的电话，有个六十岁老人送来，老人的双手亟须植皮手术，如果不手术，创口无法闭合，感染和死亡近在眼前。

　　徐晔一面劝老人的儿子儿媳不要放弃，一面向院里争取到两万块的救助基金，然而对于农村家庭，这些努力都敌不过巨大的治疗费用带来的压力。故事再一次以家属放弃治疗结尾了。这一次，病人选择不辞而别。张征得到通知时，徐晔正在做手术，不想错过徐晔第一时间的反应，他带着团队赶到手术室门口，等徐晔一起去病房。于是就出现了纪录片里的一幕。空荡荡的病床前，徐晔沉默又失落，一只手无意识地拍打着病床的栏杆。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修行，更何况是医生呢？你的极限每一次被抬高了一点。为什么有的人说医生看起来很冷酷？不是冷酷，是冷静，因为你现在这种情况他早就见过无数次了。”张征把徐晔的一段话剪进这一幕。

　　片子记录了徐晔最后一次与病人的儿子谈话的场景，对方告诉徐晔，自己还有一个小厂，但卖掉就亏大了。像徐晔一样，张征也经历内心的纠结，他曾犹豫要不要把这段放到片子里。他清楚一旦播出，这句话很可能沦为被指责的把柄。

　　最后，张征决定保留这句话。纪录片播出了，一些弹幕骂这个儿子，尽管他已经为救治父亲花了二十万，并负上债务。无论是徐晔、张征，还是总导演张建珍，都感觉自己没有资格去评价。这样的生死纠结和人性权衡，是《中国医生》里另一个拍摄对象——急诊科主任王军每天都要面对的。

　　抉择与信念

　　张征第一次见王军，留下两个印象，一是这个医生说话很快，二是王军的口头禅“我说的话你听懂没有？”这句话，接受采访时王军反复说了有十几遍。

　　跟拍王军后，张征开始明白这个医生为什么总是这么急。周末，大部分医院的门诊关门，病人全部涌进急诊，平时两三百人，到了周末能有五六百个病人。王军是核心调度。张征特地选周六人比较多的一天，计划先拍一些轻症病人，再蹲守重症，没想到开拍当天，急诊室就陆续送来了很多重症，他们只用了一天就超额完成了任务。

　　从早上开始，王军的手机响个不停，心脏骤停、肾脏衰竭、呼吸衰竭的病人不断地送来，他指挥着上呼吸机、心肺复苏、插管，联系别的科室的医生会诊，还需要帮病人协调紧张的床位。

　　急诊医生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紧迫的时间里，让病人和家属充分理解医生的想法和判断，妥善地处理跟病人的关系，再沟通规避掉后续纠纷的风险。而家属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做出重大抉择，开刀或是保守治疗。

　　当两个选择都不好，尤其是当病人家庭里有不同声音，担心担责任或者事后埋怨时，选择常常做不出来。但不管是拖延不得的病情，还是现实当中紧张的医疗资源，都容不得家属犹豫太久。

　　纪录片里一个患晚期心衰的肠梗阻病人正是这样的处境：要活命必须立刻手术解决梗阻，但病人的心脏状况已经极其糟糕，很可能撑不过手术麻醉，换句话，结果很可能是人财两空。

　　王军出马前，急诊科医生邵翔已经跟家属谈了很久，无果，只能搬来王军当救兵。与温和而有所保留的邵翔不同，王军措辞直白，三言两语，家属立刻做了决定。

　　急诊科主任和其他医生最大的区别是，别的医生可以专注于疾病的治疗，而急诊科医生百分之八十的精力都花在跟家属沟通上面。这在张征看来是一份更难的工作，其他科室可以针对病例说病例，但在急诊科，医生和患者的每一次沟通，某句话，某个语气，某个眼神不对都可能引起纠纷。“如履薄冰”，张征用这四个字形容。

　　张征跟许多急诊科医生聊过，他们都说，医生只能提建议，选择权在家属，这是医疗伦理，也是医生自我保护的方式。张征认为，在医疗知识不对等的情况下，让病人选择是没有意义的，“给病人一个明显的倾向”意味着承担风险，却恰恰是王军对病人负责的体现。王军常常考虑到家属的实际情况，比如有病人是异地农保，王军会建议家属先在南京处理好紧急的问题，后续治疗回到当地，争取更多报销。

　　张征在急诊科拍到的故事少有皆大欢喜的结尾，这跟送往急诊的重症患者里老人居多、癌症晚期居多有关。抢救室让他感到压力，到处都是冷冰冰的机器，24小时亮着的灯光，医生忙碌穿梭的身影和匆匆来人又匆匆空去的病床，如果不看时间，在急诊室里根本分不清白天黑夜，但每时每刻，这里都有生命在流逝。

　　起初，拍摄团队驻扎在离医院很近的宾馆，等待电话通知，然而，团队决定调整办法，蹲守在医院门口，等待救护车到来。为了抓到全过程的镜头，张征安排了四个机位，一台跟着王军，一台在大门口守着救护车，还有两台在抢救室严阵以待。

　　为了塑造丰满的医生形象，总导演张建珍定下的方案是，要从三个层面叙说人物，一个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关系，一个是医生的同事关系，再一个是医生的家庭生活。张征犹豫要不要加入王军生活化的一面，却担心这部分内容会造成整个纪录片环境氛围的割裂。

　　最终，他选择放弃，让急诊室保留本来的面貌。令张征印象最深刻的是，肠梗阻家属决定放弃手术那一刻，王军回过头看他，说着放弃了放弃了。那时已经是11点，距离病人送来已经过去了五小时。

　　加班是纪录片里很多医生的常态。拍摄鼓楼医院心脏外科王东进大夫那天，他做手术到凌晨1点多，两台手术一共做了14个小时。河南省人民医院朱良付主持该医院的脑卒中绿色通道，需要保持24小时畅通，下班时间医院来了病人，他总是骑着自己的小电驴第一时间赶到医院。

　　镜头背后折射的是普遍现状。《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表明，有23.6%的医生从来没有休过年假，而40%的医生每天睡眠时间不足6小时。中国医院每天需要接待患者2000万人次，在这样高密度的人流量背后，医生超负荷工作变成了常态。

　　面对高强度工作，王东进说：“心脏外科必须得身体好，身体不好，站台站不住就会被淘汰。”朱良付说：“我不能死，我们差不多要用25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培养出一个我这样的主任医师，如果我要是死了，就是浪费国家资源。”

　　朱良付每天跑步五公里，每天写日记，反省自我。“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像一个修行人一样。”让跟拍导演柳亚触动很大的是他的一句话，他说：“你认为医生对家属好，医生关心病人，这个都不是很高的层次。医生是在关心病人，但是医生一旦上了手术台，对，就应该把病人当狗一样去治。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不要有情绪，所有的情绪都是对你真正治疗结果的一种干扰。所以手术台上那个人不管是一个你素不相识的人，还是你自己的亲爹，还是县长，你要一视同仁地去，只是把他当成一个病人去治，只有这样的医生才是真正的一个好医生。”

　　2018年影片成片，纪录片发起人之一、《健康报》社副社长肖景丹心里犯嘀咕，“这是不是也太平淡了”。 纪录片回拍摄地鼓楼医院搞了一个首映式，请医护人员看。肖景丹在播放中经常回头，担心观众走掉，但是医生护士们都看得很投入，直到片子播放到最后，她担心的事也没有发生。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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