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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生》:真实地展现医患关系

《中国医生》:真实地展现医患关系

2020年02月21日 12:40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参与互动参与互动

  《中国医生》

  真实地展现医患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古欣

  发于2020.2.24总第936期《中国新闻周刊》

  南京鼓楼医院的徐晔医生火了,因为一档叫《中国医生》的纪录片,他的微博新增了二十多万粉丝,被网友惊呼“真人版江直树”。帅帅的徐晔,一路学霸的魏嘉,又凶又萌的王军,入世的修行者朱良付,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三甲医院的医生,也是《中国医生》跟踪拍摄的对象。

  原本,这是一部小众的纪录片,去年曾经在央视播出过,但不久前登陆爱奇艺平台后,在疫情的背景下,这部聚焦医生群体的片子变得备受关注。在纪录片类别中,关注度稳居第一,相关话题的讨论在微博上超过亿次。

  这两年,医疗题材的纪录片和电视剧、电影十分火热。这些作品大多注重挖掘题材的社会性,所以关注度比较高。“能不能有个片子是从医生的角度去看?”抱着这样的思路,《健康报》社发起“医心”项目,顾名思义,要呈现医生的内心世界。这就是后来的《中国医生》。

  《健康报》社找来了经验丰富的张建珍出任纪录片的总导演。张建珍此前拍摄过医疗类题材纪实真人秀,对医疗领域有积累,对医生职业也有感悟。2008年到2009年,家里的两位老人双双因癌症入院,张建珍在医院陪了一年。那段时间,家属心理的煎熬和对医生的依赖,张建珍都体会到了,她和年轻的住院医生成为朋友,对他们生出理解与认同。

  张建珍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她给拍摄定下了“不要刻意表现冲突”“不歌颂不夸饰”的调子。希望能够借此真实地展现中国的医患关系。

  医生的成长

  开拍前,张建珍带领团队在六家医院开展前期调研,与每家医院开出的医生名单一一谈话,从二三十位医生中挑选三四位拍摄对象。

  张征是纪录片的执行导演,他负责在南京鼓楼医院定点拍摄,医院推荐了两位医学大拿,妇产科的胡娅莉和骨科主任邱勇。

  胡娅莉今年61岁,已经退休,但还是习惯每天去科里转一转。能做一点就做一点,是这位退休妇产科主任的朴素想法。挑中胡娅莉做故事的主角,是因为张征和她第一次交谈,胡娅莉哭了。张征感觉这位医生有很多感情,讲起很多事情时情绪都会跟着故事走,符合纪录片所需要的性格鲜明的人物。

  作为医生,胡娅莉非常专业,也有其强悍的一面,但执行导演张征努力捕捉到了胡娅莉温情的一面。一对夫妻从南通找到胡娅莉,为给已经被县医院判了死刑的胎儿寻找救命机会。胡娅莉找来很多专家联合会诊,希望能帮助这位好不容易怀上孕的母亲保住胎儿。一度似乎出现一丝希望,但随着胎儿发育恶化,这对夫妇最终不得不决定终止妊娠。胡娅莉将这个消息告诉这对夫妇时,妻子顿时泪流不止,胡娅莉手拿着纸巾递给她,脸却背过去。她不愿流泪的样子被患者看见,也不愿面对镜头。

  在鼓楼医院,张征跟许多医学大咖打过交道,像胡娅莉这样流露情绪的是少数,更多的大牛医生习惯于表现得淡定。骨科主任邱勇是法国科学院院士。张征跟拍邱勇时,发现邱勇记不住病人的脸,但只要看到病人的片子,邱勇就能立刻认出这患者是谁,也能记住之前的治疗过程。“他们为什么会很镇定,很从容,都记不住病人长相?他们刚刚开始工作时肯定不是这样的。”张征产生了好奇,他想,只有去拍年轻医生,才能还原每个医生成长到今天的路径和轨迹,揭开医生内心的波澜。

  抱着这样的想法,张征开始在鼓楼医院里寻找拍摄对象,刚刚从医两年的烧伤科医生徐晔进入他的视野。张征第一次接触徐晔时,对方正忙着护理病人。徐晔经手的是烧伤科当年收进的最大的一起病例。病人是钢厂的技术员,被钢水溅到,全身烧伤面积百分之九十五。为了治病,家里已经花了一百多万。病人的儿子即将结婚,钢厂的老板找他谈话,告诉他厂里还能出几十万,这个钱是继续治还是留作别用,自己考虑。

  徐晔没有想到家属会放弃治疗,但年纪更大的张征却预见了。重度烧伤的病人需要多次植皮手术和长久的术后护理,没有一两百万是治不好的,一般家庭想要拿出这些钱很困难。

  徐晔的形象、性格和正在处理的事情对他内心的冲击,让张征决定锁定这个医生。不久,张征接到烧伤科的电话,有个六十岁老人送来,老人的双手亟须植皮手术,如果不手术,创口无法闭合,感染和死亡近在眼前。

  徐晔一面劝老人的儿子儿媳不要放弃,一面向院里争取到两万块的救助基金,然而对于农村家庭,这些努力都敌不过巨大的治疗费用带来的压力。故事再一次以家属放弃治疗结尾了。这一次,病人选择不辞而别。张征得到通知时,徐晔正在做手术,不想错过徐晔第一时间的反应,他带着团队赶到手术室门口,等徐晔一起去病房。于是就出现了纪录片里的一幕。空荡荡的病床前,徐晔沉默又失落,一只手无意识地拍打着病床的栏杆。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修行,更何况是医生呢?你的极限每一次被抬高了一点。为什么有的人说医生看起来很冷酷?不是冷酷,是冷静,因为你现在这种情况他早就见过无数次了。”张征把徐晔的一段话剪进这一幕。

  片子记录了徐晔最后一次与病人的儿子谈话的场景,对方告诉徐晔,自己还有一个小厂,但卖掉就亏大了。像徐晔一样,张征也经历内心的纠结,他曾犹豫要不要把这段放到片子里。他清楚一旦播出,这句话很可能沦为被指责的把柄。

  最后,张征决定保留这句话。纪录片播出了,一些弹幕骂这个儿子,尽管他已经为救治父亲花了二十万,并负上债务。无论是徐晔、张征,还是总导演张建珍,都感觉自己没有资格去评价。这样的生死纠结和人性权衡,是《中国医生》里另一个拍摄对象——急诊科主任王军每天都要面对的。

  抉择与信念

  张征第一次见王军,留下两个印象,一是这个医生说话很快,二是王军的口头禅“我说的话你听懂没有?”这句话,接受采访时王军反复说了有十几遍。

  跟拍王军后,张征开始明白这个医生为什么总是这么急。周末,大部分医院的门诊关门,病人全部涌进急诊,平时两三百人,到了周末能有五六百个病人。王军是核心调度。张征特地选周六人比较多的一天,计划先拍一些轻症病人,再蹲守重症,没想到开拍当天,急诊室就陆续送来了很多重症,他们只用了一天就超额完成了任务。

  从早上开始,王军的手机响个不停,心脏骤停、肾脏衰竭、呼吸衰竭的病人不断地送来,他指挥着上呼吸机、心肺复苏、插管,联系别的科室的医生会诊,还需要帮病人协调紧张的床位。

  急诊医生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紧迫的时间里,让病人和家属充分理解医生的想法和判断,妥善地处理跟病人的关系,再沟通规避掉后续纠纷的风险。而家属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做出重大抉择,开刀或是保守治疗。

  当两个选择都不好,尤其是当病人家庭里有不同声音,担心担责任或者事后埋怨时,选择常常做不出来。但不管是拖延不得的病情,还是现实当中紧张的医疗资源,都容不得家属犹豫太久。

  纪录片里一个患晚期心衰的肠梗阻病人正是这样的处境:要活命必须立刻手术解决梗阻,但病人的心脏状况已经极其糟糕,很可能撑不过手术麻醉,换句话,结果很可能是人财两空。

  王军出马前,急诊科医生邵翔已经跟家属谈了很久,无果,只能搬来王军当救兵。与温和而有所保留的邵翔不同,王军措辞直白,三言两语,家属立刻做了决定。

  急诊科主任和其他医生最大的区别是,别的医生可以专注于疾病的治疗,而急诊科医生百分之八十的精力都花在跟家属沟通上面。这在张征看来是一份更难的工作,其他科室可以针对病例说病例,但在急诊科,医生和患者的每一次沟通,某句话,某个语气,某个眼神不对都可能引起纠纷。“如履薄冰”,张征用这四个字形容。

  张征跟许多急诊科医生聊过,他们都说,医生只能提建议,选择权在家属,这是医疗伦理,也是医生自我保护的方式。张征认为,在医疗知识不对等的情况下,让病人选择是没有意义的,“给病人一个明显的倾向”意味着承担风险,却恰恰是王军对病人负责的体现。王军常常考虑到家属的实际情况,比如有病人是异地农保,王军会建议家属先在南京处理好紧急的问题,后续治疗回到当地,争取更多报销。

  张征在急诊科拍到的故事少有皆大欢喜的结尾,这跟送往急诊的重症患者里老人居多、癌症晚期居多有关。抢救室让他感到压力,到处都是冷冰冰的机器,24小时亮着的灯光,医生忙碌穿梭的身影和匆匆来人又匆匆空去的病床,如果不看时间,在急诊室里根本分不清白天黑夜,但每时每刻,这里都有生命在流逝。

  起初,拍摄团队驻扎在离医院很近的宾馆,等待电话通知,然而,团队决定调整办法,蹲守在医院门口,等待救护车到来。为了抓到全过程的镜头,张征安排了四个机位,一台跟着王军,一台在大门口守着救护车,还有两台在抢救室严阵以待。

  为了塑造丰满的医生形象,总导演张建珍定下的方案是,要从三个层面叙说人物,一个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关系,一个是医生的同事关系,再一个是医生的家庭生活。张征犹豫要不要加入王军生活化的一面,却担心这部分内容会造成整个纪录片环境氛围的割裂。

  最终,他选择放弃,让急诊室保留本来的面貌。令张征印象最深刻的是,肠梗阻家属决定放弃手术那一刻,王军回过头看他,说着放弃了放弃了。那时已经是11点,距离病人送来已经过去了五小时。

  加班是纪录片里很多医生的常态。拍摄鼓楼医院心脏外科王东进大夫那天,他做手术到凌晨1点多,两台手术一共做了14个小时。河南省人民医院朱良付主持该医院的脑卒中绿色通道,需要保持24小时畅通,下班时间医院来了病人,他总是骑着自己的小电驴第一时间赶到医院。

  镜头背后折射的是普遍现状。《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表明,有23.6%的医生从来没有休过年假,而40%的医生每天睡眠时间不足6小时。中国医院每天需要接待患者2000万人次,在这样高密度的人流量背后,医生超负荷工作变成了常态。

  面对高强度工作,王东进说:“心脏外科必须得身体好,身体不好,站台站不住就会被淘汰。”朱良付说:“我不能死,我们差不多要用25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培养出一个我这样的主任医师,如果我要是死了,就是浪费国家资源。”

  朱良付每天跑步五公里,每天写日记,反省自我。“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像一个修行人一样。”让跟拍导演柳亚触动很大的是他的一句话,他说:“你认为医生对家属好,医生关心病人,这个都不是很高的层次。医生是在关心病人,但是医生一旦上了手术台,对,就应该把病人当狗一样去治。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不要有情绪,所有的情绪都是对你真正治疗结果的一种干扰。所以手术台上那个人不管是一个你素不相识的人,还是你自己的亲爹,还是县长,你要一视同仁地去,只是把他当成一个病人去治,只有这样的医生才是真正的一个好医生。”

  2018年影片成片,纪录片发起人之一、《健康报》社副社长肖景丹心里犯嘀咕,“这是不是也太平淡了”。 纪录片回拍摄地鼓楼医院搞了一个首映式,请医护人员看。肖景丹在播放中经常回头,担心观众走掉,但是医生护士们都看得很投入,直到片子播放到最后,她担心的事也没有发生。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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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周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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