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疫情之下 12名中国船员在海上漂流的358天

疫情之下 12名中国船员在海上漂流的358天

2020年06月03日 08:10 来源:中国青年报参与互动参与互动

  漂流358天

  卡萨号上白下黑,229米长,32米宽,绕甲板一周近似于走一圈400米跑道。它在散货船里不算最大的,但也有8.2万吨的排水量,在大洋上航行,像一座缓慢移动的微型孤岛。

  它由日本人建造,注册地在巴拿马,船东和租家都是外国人。最近登上这艘船的,是20名中国船员。他们负责在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之间运送铁矿石和铝矾土。

  按照合同约定,这批船员在海上工作的时间不会超过10个月,最早一拨儿该在今年3月完成换班。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船员换班的需求接连被审慎的港口拒绝,一行人不得不与巨轮继续行驶于海浪之上。

  直到5月12日,轮船终于在中国盐城大丰港靠岸,12名逾期船员踏上陆地,结束了有生以来最长的一次航行。这时,距离他们登船已经过去了358天。

  358天

  日本造的新船在下水时有仪式,穿着和服的人敬拜河神,将其牌位供奉于船中。“咱看不懂,动也不敢动。”田端涛名字带“水”,似乎命里就与大海有缘,他是卡萨号的二副,工作的驾驶台是全船的制高点。

  2019年6月12日,田端涛带着一个行李箱和背包,从北京飞到菲律宾,在马尼拉的港口登上卡萨号。包里装着扒鸡,这是他家乡山东德州的特产,“碰到熟悉的同事,喝个小酒,聚聚。”

  同一天,河南开封人陈昆杰与二副一起登船,他是三管轮,负责管理船上的设备。上船前一个月,31岁的陈昆杰刚刚结婚,他的“蜜月”就是这次远洋航行。船行至比利时,他买了许多巧克力准备送给妻子,没想到航行用了358天,巧克力都被他自己吃了。“是黑巧克力,甜之外还有点苦头,特别像想媳妇有点甜,媳妇不在有点苦。”他想念妻子时就吃一块,一块接一块,很快吃完了。

  辅助轮机员刘京铭、水手娄博宇和见习三管轮王继有登船更早,2019年5月19日,他们从广西钦州港踏上卡萨号,一心认为10个月后还能在此下船。与有着10年海上经历的田端涛和陈昆杰不同,这三位属于“半新不旧”的船员,只有一两次出海经验。

  358天里,船上没有网络信号。这对出生于2000年的娄博宇来说,是一种新时代的酷刑。他从十二三岁就接触网络,是用网线抻着成长起来的一代。在最终踏上岸的时刻,他“有种刑满释放的感觉”。

  外界的新闻每天通过卫星网络发送至船上的一台电脑。大约在海上航行200多天时,疫情有关的消息第一次出现。“几个简单的数据,看不出什么来,不像后来家里说的那么严重。”田端涛说。他们当时正从比利时开往非洲西部的几内亚共和国,遥远的瘟疫没人放在心上。

  春节一过,局势迅速变化,“我的妈呀,有点吓人,感染人数每天好几百好几千地上涨,说这个病呼吸衰竭很快。”黑龙江双鸭山人刘京铭说。

  陈昆杰在那时开始担心自己的妹妹,她在武汉开米线店,靠港一有信号便联系,得知妹妹早已回老家,他才放下心来。

  船员家里有事,总是很难第一时间帮上忙。田端涛记得以前一条船上的大副,父亲去世了,家人通过卫星打来电话,船要好几天才能靠岸,大副非常伤心,“父亲最后走的时候都没送一下,回去丧事都办完了”。

  对疫情的恐惧,笼罩着船上的春节,漂在遥远海域的这群中国人,每天讨论着家乡发生的灾难。

  除夕,陕西来的大厨做了十来个菜,有四川菜,有肘子、有鱼,“整天聊疫情,大家想喝喝酒,调节下气氛。”田端涛说,门上已被以前的船员贴上了春联。

  春节娱乐活动是358天里的喜悦时刻,有人打牌,还有人下象棋、掷飞镖,船长还组织了套圈,奖品是从比利时港口根特买的小工艺品,一个球型城堡,还有巧克力、烟和可乐。

  “除了看不了春晚,别的还可以。”田端涛说,船靠岸后,船员第一时间下载了春晚,“不看好像缺点啥”。陈昆杰说,去年国庆阅兵时,他们就在海上,也是后期下载视频看的。

  “过年的时候特别想家。”田端涛说,“今年家里年味也不是特别浓,毕竟少人。”他没想到两个月后他将更想念家人,“在船上待得够够的了。”这位经验丰富的二副说。

  每位船员都有电脑和容量很大的移动硬盘,里面装着几百G的电影。上船前,娄博宇不做丝毫筛选地下载,他一天能看好几部电影,一周刷完一部电视剧,自己下载的看完了,就互相拷贝对方的。虽然没有精确计算过,但娄博宇说自己在358天中至少看了上百部电影、二三十部电视剧。在船上有限的活动中,看电影是最佳杀时间方式。

  “国外的月亮到底比不比国内圆”

  过完年,所有人都开始更关注那台公共电脑。发到上面的新闻80%与疫情相关,没有图片,全是文字,一条一条,很长。

  船舶公司发来通知,没有特殊原因,禁止船员下地。“我们相当于孤岛,不接收外界病毒,我们也传不出去。”陈昆杰说。正常情况下,船一靠岸,船员能到港口城市逛逛,先去超市,买当地零食,再去饭店搓一顿,改善下伙食。禁令一来,船员从春节开始便困守船上,直到最终下船,才踏上陆地。

  “国外有海员俱乐部,有Wi-Fi、电脑、台球,可以换钱,因为疫情,这些都停止了。”刘京铭说,海外港口陆续要求船员要在船上待满14天,一些短途航线,大部分时间都在锚地隔离。海关检验人员也明显少了,在下面远远地数人头,不上船。

  二副田端涛发现,陆续有港口停工,直到最近一两个月,中国疫情缓和,贸易才再度频繁,“内需多,都是运到中国的。”

  2月8日,中秋节,卡萨号行至南非,“今天的月亮看着像元宵,不光觉得好看还嘴馋,”陈昆杰说,当初他想见识下“国外的月亮到底是不是比国内圆”,而成为一名船员。“农村孩子,如果不借着这个行业,很少有机会到国外看看,年轻,想跑得越远越好。”

  第一次出海,陈昆杰记得船在以色列靠岸,仿佛到了一个新世界,建筑不一样,人的相貌体态不一样。很快,走四方的豪情在成家之后有了羁绊,“现在感觉能照顾好家才好。”有时候,海上月光黯淡,让他想起小时候家里微弱的煤油灯。

  卡萨号从南非开向印尼,预计在3月份抵达广西钦州港,田端涛将航线输入电子海图,避开洋流、浅滩,朝着目标轻松向前。

  不像中国沿海的繁忙水道,大洋上常常好几天看不到一只船,“很无聊”。船员远远看到海上有小岛,就会一直盯着。陈昆杰幻想着岛上有没有人,长得跟自己是不是一样,“岛上有没有新冠病毒?”

  船上有一些禁忌,比如吃鱼时说“把鱼正过来”,潜意识里拒绝用“翻”字,也绝不会开撞船、船沉的玩笑。田端涛记得有次在长江口附近,风浪很大,船晃起三四十度,人站不住,船没有了速度,这时另一艘船撞了过来,“舱里的货掉下去了,损失比较大。”这是田端涛经历的最严重事故,船长担责任,永久地记录在服务簿上。

  田端涛的职业生涯平稳,没遇见过“大风大浪”。一次疑似遭遇的海盗也许算是凶险时刻。那次,他运送货物从上海到土耳其,经过索马里。事先,船东雇佣了3名配枪保安。行至索马里附近,疑似海盗船突然靠近,保安“砰砰”放了枪。

  “海盗船都是小艇,平时伪装成渔船,我们碰到小船都很紧张,他们一过来,我们赶紧喊人。”所幸,听到枪声后,小艇开走了。平时,他们在船边安上铁蒺藜 ,也做稻草人防御。

  田端涛的微信头像是一张海上日落图。他拍大海风平浪静的图片,别人以为是PS过的。赤道无风带是风景最美的,“像镜子”“像绸子”,云朵完全倒映在海面。有时,太阳光芒四射,光线和海天组成一个象限轴,“专属于我们的海上奇观”。海上还会遇到鲸豚,成百上千只,一上一下,在海面翻滚。

  海水白天碧绿晶莹,晚上是漆黑一团。“巨浪滔天也很恐怖,浪打到甲板上,像要沉了一样。”陈昆杰说,大海会变色。夜里,驾驶台不能开灯,一片黑暗里电子海图微弱地亮着,船员都在房间休息,只有机器声无止境地轰鸣。

  船摇晃着,地板一会高一会低,新上船的船员总会吐到脸色苍白。陆地上的人想要体会这种感觉,恐怕只能乘坐游乐园里的设施。刘京铭常常需要把屋里的东西拿绳子捆上,或是放在桶里。王继有用胶带把柜子边缘贴上,防止小东西掉下。

  “晕船的时候,特别想家,想吃妈妈腌的酸菜。”刘京铭说,“一年没吃到了”。

  王继有在陆地上是设备工程师,后来觉得Excel操作熟练没什么用,得能修理真机器,于是来到海上。“船上发展路线是确定的,只要资历够,业务做得还可以,机会基本属于你。不像在陆地上,变数很大。”他的老家在甘肃,黄土环绕,小时候每过几年去兰州转一趟,就为看一眼黄河。“七八年在外面漂,在船上漂也习惯了。”

  娄博宇在夜里会失眠,“想一些杂七杂八的”。他初中毕业,16岁就出去打工,在工地、饭店都待过,后来村里朋友介绍,学半年,考了水手证,“比进厂里好点。”他在船上的工作是除锈、刷漆,保养甲板,过赤道的时候,船上走一圈就满身大汗。

  他和陈昆杰是老乡,家乡相隔十几里地,没想到能在一条船上遇见。陈昆杰想家的时候就到甲板上吹风,月亮又高又圆又亮,就想起上学时学的“低头思故乡”。“我做这行就是为了孩子不做这行,改变命运,总要有一代人牺牲。”他在大洋上漂浮,有时感觉被世界遗弃了,有时又觉得,卡萨号就是全世界。

  在希望与失望间摇摆

  卡萨号在3月中旬抵达广西钦州港。刘京铭已经提前把行李打好,准备下船换班。

  坏消息很快传来,因为疫情严重,船员仍不允许下地。行李再打开时,刘京铭沮丧极了。“满怀期待快回家了,咔嚓一下,又不行了。”娄博宇说。

  “希望一次,失望一次。”田端涛没死心,3月14日,卡萨号横穿琼州海峡,他想着下段航程去印尼,那边疫情不严重,说不定能换班。结果没有等到消息。接下来是菲律宾,他在那里上船,也希望在那下船。即将抵达目的地,马尼拉忽然宣布封城,希望再度破灭。

  卡萨号继续向澳大利亚行进,这次田端涛没抱希望,“离得太远,很少在那换班”。娄博宇开始期盼回国,“想休假只有回国”。

  在澳大利亚,港口的克令吊机送上来三四吨补给,白菜、土豆、洋葱、包菜,牛肉多,猪肉少。船员一天的伙食标准是10美元。

  每天都有人问二副,“今天有什么消息”,要求换班的邮件一封接一封发往公司,“三五天一次,正常情况只提前半个月发一次就行。”陈昆杰说,一位机工绝望地告诉公司,再不换班,自己即将错过重要考试。

  焦急的家属也开始向公司要人。田端涛知道,这是“大趋势,公司也没办法”。太久不见面,6岁的儿子已经不大想他了。田端涛还记得,每次老婆孩子送他到德州东站,都是一样难过的分别场景,一上车,孩子就开始哇哇大哭。孩子一哭,大人也受不了。

  他想起这辈子第一次出海,妈妈是不大同意的。他两个月没怎么跟家里联系,正赶上过年,从美国港口的电话亭拨回山东老家,“我妈哭得很厉害”。

  卡萨号上想家的人开始闹脾气,归期未定,“有个念头也好”。有人开始工作不积极,怨气大,有人嫌饭不好吃,拒绝吃饭。大家普遍情绪急躁,做事没耐心,干活的时候会骂两句,“要不是疫情……”

  有时也会爆发小矛盾,但在船上人不能太情绪化,打架更是职业禁忌,“在船上最好别惹事,对谁都不好。”陈昆杰说。有一艘船上,一位水手在甲板上干活,不小心腿折了,只能躺四五天,直到靠港,腿肿得不得了。

  冬至在荷兰时,陈昆杰跟媳妇“卖惨”吃不到饺子,媳妇说自己一个人吃的饺子能保住两人的耳朵平安过冬。她以为冬天过去,很快就能与丈夫见面。4月20日,春天来了,陈昆杰在澳大利亚度过31岁生日,妻子只能隔空送来甜蜜合照的电子相册。

  据国际运输劳工联盟公开数据,5月的两周时间里,有换班需求的在船船员约15万人。田端涛在海上航行时跟其他船联系,有船员干了十四五个月,还没休假。全球工业和航运领导人敦促联合国,说服193个成员国采取紧急行动,以避免可能出现的“人道主义危机”。

  卡萨号的好消息是从澳大利亚起航回国时传来的。公司说这次回国换班的“可能性很大”。田端涛一路提着心,“不到下船的一刻,都有可能变化。”去年,他拎着行李准备跟同事下船了,接替者忽然有急事来不了,他不得不继续留在二副的位置上。

  集控室有个日历,每离中国近一天,刘京铭就划一下。他这次没有提前打包,直到卡萨号抛下锚才开始收拾。

  一天一天往国内走,所有人都越来越兴奋。5月8日,卡萨号在江苏盐城大丰港抛锚,等待好天气靠港。艰难地熬过两天后,5月10日,卡萨号进港。

  船员从船上高处远远望着岸上一团白点,戴白头盔的工作人员正准备迎接他们。当天下午做完核酸检测,等了两天结果,5月12日,20人中的12名逾期船员,正式下船。他们最大的52岁,最小的20岁,在海上漂泊了358天后,终于登陆。

  脚踏上岸的一刻,田端涛的心也终于落下了。新人娄博宇发誓今年绝不再上船,“过完年再说吧”。刘京铭刷手机,一些新词他已经听不懂,“追不上热点了”。

  田端涛说,如今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做海员,“一个毕业班40人,真正做这行的也就五六个。”他说,船上的收入跟家里的差距没有以前大,而且离家远,找对象都费劲。年轻人也离不开网络,一靠港有网络信号,每个人都抓着手机不放。

  刘京铭觉得,干这行的人少了是好事,“不需要在海上漂,说明陆地上的好工作多了”。他们用海上的漂泊换取陆地上体面的生活。

  被盐城大丰海事处的接收后,12名船员在当地酒店隔离14天。“已经一年没见到草和树了,还有鸟。船上只有铁。”大洋深处海鸥都少见,刘京铭望向酒店窗外,感到满足,“这里多好,没有噪音,还不晃。”

  一些船上的习惯被带到酒店,人要平躺才能睡着,因为船上侧躺容易晃动。东西放在桌上,娄博宇会下意识往里推,怕掉下来。凌晨时分,船员们常常醒来,看着电视里的广告发呆,“广告都是新鲜的,现在流行带货了。”刘京铭说。

  5月26日是他们14天隔离期满的日子,他们兴奋地等待健康码变绿,“一变绿,就是自由人了。”凌晨,船员们一个个晒出绿色电子码,像炫耀一枚枚勋章。天亮后,陈昆杰坐上时速300公里的列车,归心似箭。

  那一刻,卡萨号离开中国,向东北方航行,驶向海参崴。另一批船员开始盼望踏上归途。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 

【编辑:刘欢】
关于我们 | About us | 联系我们 | 广告服务 | 供稿服务 | 法律声明 | 招聘信息 | 网站地图
 | 留言反馈
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中新社和中新网观点。 刊用本网站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违者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6168)] [京ICP证04065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03042-1] [京ICP备05004340号-1] 总机:86-10-87826688

Copyright ©1999- 2020 chinanews.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