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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关注诺奖还需重视基础研究 营造创新文化土壤

专家:关注诺奖还需重视基础研究 营造创新文化土壤

2020年10月11日 03:16 来源:新京报参与互动参与互动

  周忠和:关注诺奖还需重视基础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表示:营造真正创新的、非功利的文化土壤

  【人物简介】

  周忠和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古生物学家。曾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第九、第十任所长,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10月5日起,2020年诺贝尔奖六大奖项陆续公布。目前,今年诺贝尔奖有关自然科学的奖项已经全部揭晓。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周忠和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表示,每年的诺贝尔奖除了关注科学解释之外,更应该是一个值得整个社会好好反思问题的机会。周忠和表示,要重视基础研究,以好奇心为动力,培养创新人才,继续进行科技评价体系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营造真正创新的、非功利的文化土壤。

  “只要认识到人才培养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努力营造真正创新的环境,该得奖的时候自然会得。但不管是否获得奖项,中国科学都将向着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前进。”

  诺奖是思考的机会 基础研究需要重视

  新京报:如何看待每年国人比较关注诺贝尔奖的现象?

  周忠和:每年不光科技界,其他领域的人也在关注诺奖,像科技周一样。产生关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关注当然是好事,是对科技、对基础科学的传播。但我觉得,关注诺贝尔奖除了进行科学解读、意义阐释之外,还需要更多反思,反思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看到问题的机会。

  新京报:除了诺贝尔奖之外,还有哪些科学奖项值得关注吗?

  周忠和:诺贝尔奖其实仅限于几个科学领域:物理、化学和生理学或医学,涵盖的领域是比较基础的。但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超出了这三大学科,出现了很多交叉学科和综合性领域。像数学、计算机、地球科学等很多领域,是没有诺贝尔奖的。为了表彰这些领域的最高成就,人们也设立了各种奖项,如数学领域的菲尔兹奖,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图灵奖,环境科学领域的泰勒奖,专为天文学、数学、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设立的克拉福德奖等等。这些奖项同样值得关注,因为它们对当前科学领域的覆盖面比诺贝尔奖更为广泛。像瑞典皇家科学院设立的克拉福德奖,就是为了弥补诺贝尔奖的范围缺陷。

  新京报:截至目前,获得诺贝尔科学类奖项的中国籍科学家仅有屠呦呦一人,你觉得一个国家获诺贝尔奖的多少,能否反映其基础科学水平?

  周忠和:我认为从长远意义上,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人数,能说明一个国家基础研究的整体实力,但同时确实存在时间滞后效应。首先,大趋势在统计意义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存在滞后效应是说,并不是今天重视了,过5年或10年就会得奖。比如日本,近20年得了很多诺贝尔奖,但这显然不仅是20年努力的结果,实际是更长时间教育与科研的积累。从培养人才,到做出的成果被认可,有时会有几十年的时间滞后。这需要对创新人才培养和基础研究的真正重视,更需要长时间坚持。

  新京报:你觉得诺贝尔奖和基础科学的关系是什么?

  周忠和:诺贝尔奖的标准,是要对人类做出最大贡献,虽然不完全是基础性的,但基础科学是其主导内容。像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表彰对黑洞的发现,是纯科学的。

  基础研究很重要,值得重视。国之利器,岂可受制于人,我觉得,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基础科学的强大,纯粹做一个技术强大的国家,这是不可能的。科学是为全人类服务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增加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软实力,需要提升基础科学水平。尽管目前我国科研研发投入增长很快,但是基础研究的投入相对还是不足的,这是值得反思的。从国家的角度讲,要提升基础研究的经费支撑。

  新京报: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应该如何平衡?

  周忠和:一个国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是需要的,我们现在实际上不够平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科学的发展不能首先考虑实用性。科学的本质是人类对于自然的求知与探索,继而被应用到社会各方面,对社会经济、人类生活产生影响。只满足于科学的利益,而不去探求其中的原理是不对的。基础研究的成果是不好转化的,但不能因此而不重视基础。

  好奇心是源泉,要培养创新人才

  新京报:从科学家个人来说,你觉得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有什么共性?

  周忠和:首先,是非功利性的。很多诺贝尔奖获奖者谈感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并不是为了得奖而工作的。其次,是好奇心驱使和长期坚持。如物理学,是纯科学的、纯基础的探索,这些科学家的确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在长期坚持,而不是跟风。好奇心是指导科学研究的初衷,是一切创新的源泉,好奇心与坚持共同成就基础研究。

  新京报:你曾在文章里提到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不鼓励好奇的因素,怎么理解?

  周忠和:大家都知道中国人谦虚、和睦等等,这些确实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精华。但是传统文化里面的一些因素,也是阻碍科学的诞生、发展、创新的。譬如,中国人性格是很含蓄的,同时也是很保守的。中国历史上,天灾人祸、王朝更迭、战争等,总体上有很长的不太平时间,辛苦的百姓养成了吃苦耐劳的性格,特别讲究学以致用,因此有时我们往往过于功利,这影响着我们对基础研究的认识。

  做科研是为了什么?除了要转化为技术应用,还要探索基础的规律、机理,这很重要。提出新的问题、从新的角度看问题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这才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我们的好奇心会受到文化和许多现实因素的制约,但要从事科学的事业,我们需要保持自身纯净的心态,不要过于功利。

  新京报:你觉得应该如何培养年轻人的创新精神、激发好奇心?

  周忠和:培育创新文化土壤,要强调教育,要培养创新型人才,这就涉及教育体制改革。我们从小到大,学习的过程中,更多强调记忆和对知识的掌握,而不是创新和提出问题。

  从小学开始就要培养孩子有科学精神,有好奇心,敢于提问题,有质疑精神,这是根本。在大学阶段,要鼓励学生形成交叉思维,因为一些创新往往来自于学科的交叉。因此,每年的诺贝尔奖应该是一个值得整个社会好好反思的机会,不只是科技界,教育和各领域也要反思,创新型社会发展涉及多个领域。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营造创新文化土壤

  新京报:如何才能创造一种真正创新的文化氛围和土壤?

  周忠和:怎么样创新文化氛围土壤,科学评价体系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科学评价体系作为指挥棒不可以过分功利,要常抓不懈。要继续进行科技评价体系改革,反“四唯”,打破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现象。

  新京报:除了科学评价体系之外,还需进行哪些努力?

  周忠和:此外要继续深入科技体制改革。要明确政府职能,充分尊重用人主体的自主权。政府部门需要做好“加法”和“减法”,理清哪些需要政府部门做,哪些是科技界要做,哪些需要社会、市场做。

  “加法”是政府部门出台宏观政策、合理分配科技资源、保障知识产权、对政策执行进行监督管理。“减法”属于学术共同体自身应当去做的事情,学术活动,包括学术评价与激励机制,应当真正回归科学共同体。给科研人员更多的自主权,大学、研究所要有更宽松的氛围,这也是文化土壤的一部分。

  同时上述讲的,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激发好奇心,培养创新人才,以此来共同形成创新的文化土壤。

  新京报:你觉得未来中国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会增加吗?

  周忠和:中国处在一个对科技高度重视的年代。国家投入,科研人员也很努力,我们有很大进步,但也要承认依然存在差距。道路曲折,但前景光明。改革进入深水区很难,中国要真正成为科技强国,要有魄力和决心将改革继续下去。

  获诺贝尔奖急不得,科技进步才是根本,得奖不是目的。只要认识到人才培养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只要持之以恒,努力营造真正创新的环境,该得奖的时候自然会得。

  随着中国科学成果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我觉得将来一定会出现代表重要科学突破的研究成果。但不管是否获得奖项,中国科学都将向着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前进。

  新京报记者 李玉坤 实习生 谢雁冰

【编辑: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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