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宣南的市井空间、士人之乡尽皆消亡之后，人们想再来复活，那就太晚了。该是尊重士人与市井的空间，保护“人民的城市史”的时候了。

　　创深痛巨！在新一轮的“危改”拆迁中，“宣南士乡”将逝。除了个别古建筑被原址保护和“迁建”，成片的历史街区正在拆除。(12月3日《瞭望》新闻周刊)

　　如报道所言，“在中国的文化版图中，宣南是绕不过去的存在”。资料显示，米市周围的南城，康梁在此领导戊戌变法(南海会馆)，谭嗣同在此出生(烂缦胡同)、被捕(北半截胡同)、就义(菜市口大街)，鲁迅在此著就《狂人日记》(绍兴会馆)。可想而知，曾有多少民族精英在此驻足流连啊！

　　留下古城早已是社会共识。人们期许已久的整体保护、自我改造、渐进更新也已写进2005年修编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可现实中假“危改是公益事业”之名的大拆大建仍在发生。在物权、规划等制度缺失之外，主导城市保护的文化价值观亦亟须校正。

　　首当其冲者，乃是对“官”与“民”遗迹的失衡，即对“权力的政治史”之载体青睐的同时，却对“市井的社会史”之载体的忽视。在北京，内城的亲王府、郡王府、贝勒府往往更受有关部门和专家的重视；在南京，则有对“民国党政军要员、富豪、外国人的花园别墅”的呵护。而同样被漠视的则是由民居、会馆、店铺组成的北京南城和南京城南。

　　对遗产存废的选择，对“士”的历史、市民的空间的淡漠，个别“专家”谓东四八条“不上档次”的逻辑，北京的“重内城、轻外城”和南京的“重民国、轻明清”的偏好，都可以从这种文化保护的“官本位”得到解释。

　　文化保护“官本位”逻辑的延伸，是主导价值观对都城的理解集中于宫殿、皇城、衙署，而忽视了与帝京气象唇齿相依的人文荟萃和商贾辐辏。于是，这种对历史上宏大叙事的金碧琉璃瓦式的偏好，压倒了市井里一亭一台、一草一木的精致小巧的一面。

　　例如南京对门东民居的拆毁和对颐和路公馆的保护的反差。前者老宅众多，更是“芥子虽小，能纳须弥”的清代剧作大家李渔芥子园的旧址所在，却不抵后者的民国西式别墅。这些公馆虽不过几十年历史，却因是民国要员的寓所而为规划者津津乐道。同样，“大”的恭王府与“小”的谢枋得祠，在历史长河之中孰者更加“伟大”，本不应仅从建筑学上的“房子好坏”予以评判，但其命运却是“复建”和“迁建”的迥然不同。

　　5日的另一则消息，堪称这种错位价值观的又一注解。最近完成的南京文物资源普查显示，民国才发展起来的鼓楼区的文物资源数竟成倍多于始建六朝、盛于宋元明清的秦淮区(据《现代快报》报道)。究其原因，除了“200处遗迹消失”的“拆”的因素，“厚今薄古、嫌贫爱富”的文化保护偏见恐怕也难辞其咎。

　　当下，一面是北京内城的“清宫味”和南京城北的“公馆情调”正浓；一面是维新志士舍生取义的宣南，历代文人流连忘返的秦淮化为瓦砾。明天，当宣南、秦淮的市井空间、士人之乡尽皆消亡之后，人们再来复活这些已经死亡的老地名，那就太晚了。

　　该是尊重士人与市井的空间，保护“人民的城市史”的时候了。惟有让达官贵人的“如烟往事”与市井民俗的“城南旧事”共生互补，让古都呈现出跨越宋元明清到民国，横亘千年的多彩画卷，城市文化才能显得更加厚重，更加精彩。

　　□姚远(北京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