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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生态样本

  

  1998年,学者郭良主编了一套《网络文化丛书》,丛书的定位是:从文化的角度思考网络,用网络的方式研究文化。今年9月,郭良、卜卫在社科院发布了《中国12城市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中国五小城市个案研究》和《中国7城市青少年互联网采用、使用及其影响的调查报告》。如果说5年前的丛书是中国的互联网兴起之初,对互联网的前瞻性研究和论述,那么今年发布的调查报告呈现的则是一个以实证为支撑的对互联网的更加深入和理论化的学术探讨。调查项目主持人郭良说:“互联网使社会更加开放的预言,需要一个量化的证据。”

  展现中国互联网趋势和总体

  《视点》:如何评价这个互联网调查的社会意义和科学价值?也就是说,为什么组织这样一个调查?郭良:本项研究的全称是“调查数字化的未来:一项考察电脑和互联网对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的长期性的国际项目”。通常简称为“全球互联网计划”,英文缩写为WIP。作为WIP在中国的合作项目,本项研究希望通过问卷调查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国家政策的制定及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科学的数据和分析。本项研究主要目的在于了解中国互联网用户的人口分布、使用状况、变化和特征;发现互联网对于中国的大众媒体使用、人际交流以及“开放”观念等的影响,提出有利于中国互联网发展和管理的政策建议。

  对我本人而言,首先,本项研究是对《网络文化丛书》的必然延续,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使社会更加开放的预言,需要一个量化的证据;其次,本项研究可以更好地反映互联网在中国的实际应用及其社会影响,这是其他研究方法很难达到的;第三,互联网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新事物,对它的研究应当放在全球视野之中,中国的互联网研究对于整个世界的互联网研究同样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视点》:项目选择了12个中国城市,城市的选择标准是什么?它们具有什么样的代表性?郭良:考虑到中国各地区互联网发展不平衡,今年的调查分大都市、省会城市和小城市3层,多阶抽样的方案,主要从城市规模、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实际操作的可能性等因素出发,选定12个城市作为调查市。这些城市中的大都市为:北京、上海、广州;省会城市为成都、长沙、西安和沈阳;小城市为广东南海、河南义马、山东即墨、湖北广水和河北丰南。从调查结果分析,城市规模对于人们是否选择上网有重要影响,但是并不起决定作用。

  《视点》:调查结果能否代表全中国或中国城市的情况?郭良:事实上,没有一种抽样方案可以完全代表全体。尤其在中国,由于抽样数据的缺乏,很难有真正科学有效的抽样方案。本次调查的抽样在个案层次可以说是随机的,因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但在城市的选择上却有相当的主观性。问题在于,本项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代表全中国”,而是了解不同城市规模之间、网民和非网民之间的异同。在这个意义上,调查的结果应该是可以展现出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趋势和总体的特点。

  《视点》:主持者在问卷的设计上如何体现“中国国情”?郭良:由于要兼顾国际比较,问卷需尽量采纳“全球互联网计划”的“公共问题”。但是有的问题在美国有意义,在中国就没有意义,比如种族问题。有的问题在中国很重要,比如短信,在美国的问卷中没有,我们也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调查。美国的电子商务比较发达,同时考虑项目资助方,美国的问卷有很多涉及到了电子商务,而中国的问卷则只问了很少几个有关电子商务的问题。

  传统媒体应该兼顾正面与负面

  《视点》:中国人眼中的互联网形象如何?郭良: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总的来说,中国人更加倾向于把网络看成是交流或者娱乐的工具,而很少能把网络看成是电子商务的平台。并且,不同的人对互联网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网络经验给人们带来的是对网络的正面认识,而不用网的人、或者用网少的人,更有可能对互联网产生负面认识。

  《视点》:是什么影响着人们对互联网的看法和态度?郭良:影响人们对互联网的看法和态度的因素有很多,例如年龄、性别、网络经验等等。其中比较重要的因素之一便是上网经验的有无和多寡。例如网民和非网民对互联网究竟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看法很不相同。网民从实际的用网经验出发,比非网民更倾向于看到互联网对人有益的一面;同样是网民,用网的时间越长,也越倾向于认为互联网“利大于弊”。

  《视点》:人们对互联网的负面印象缘自何处?郭良:人们对互联网的负面印象应当来自多个途径,或是亲身经历,或是道听途说。我们今年的研究表明,非网民反而比网民更加担心网上内容的可靠性,可见“网络内容不可靠”这一负面印象并非来自完全来自亲身经历,而近年来传统媒体有关互联网的负面报道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作用。从而也不难理解,同2001年的调查结果相比,今年有更多的人相信互联网应当得到控制和管理。对此,我想,随着更多人成为网民,随着人们在上网经验方面的成熟,自然会对互联网有一个更加客观的态度。

  《视点》:传统媒体的工作已经离不开互联网,而传统媒体上又有很多关于网络负面的新闻,这说明什么?郭良:互联网是一种基础设施,正在以多种方式融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网络媒体的崛起,无形之中同传统媒体之间构成了一定的竞争关系,这种竞争会对传统媒体造成一定压力。但应该说,传统媒体对于互联网的揭丑的负面报道是客观和必要的,因为它警示了互联网可能带来的危险;但传统媒体应当本着全面和建设性的角度,对互联网给予包括负面在内的多方面报道。

  互联网促进了人们的交往

  《视点》:除了上网与否,网民和非网民的最大区别是什么?郭良:网民和非网民以是否上网为分界,从统计数据来看,两个群体不仅在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在他们对互联网的态度方面持不同看法。很难说最大区别是哪一个,但这些区别本身是我们本次研究的基本假设之一,基于此可以研究互联网以何种方式扩散到人群并产生何种影响,这对互联网的未来发展将具有重要的启示。

  《视点》:人们上网干什么?郭良:网民的网上行为是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在调查问卷中,我们询问了网民经常使用的20项网络功能。浏览网页可以说是最基本的网络功能,阅读新闻通常是中国网民的一项重要的网上活动,这多少弥补了传统媒体新闻内容不够丰富、不够及时的弱点。同时,由于提供了不同新闻来源的可能,并且还可以参加对这些新闻的评论,网络新闻以无可比拟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网民经常使用其他网络功能的比例也有许多显著的差别。比如下载音乐,大部分17~24岁的年轻人经常下载音乐,而45~60岁的网民中经常下载音乐的人很少。从使用聊天室的情况看,随着年龄的增加,经常使用聊天室的人的比例显著减少;收入越高,经常使用聊天室的人则越少;无配偶的网民经常使用聊天室,有配偶的网民经常使用聊天室的人很少。

  《视点》:什么样的人会产生网络依赖?网络依赖的原因是什么?近年来,关于网络应用的负面报道层出不穷,其中之一就是认为网络应用会导致上瘾。实际上,成瘾的是用网的人。既然大多数使用互联网的人并没有上瘾的问题,那么所谓网络成瘾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应该到网络之外去找。也就是说,也许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埋怨网络使人成瘾,而应探求真正使网络成瘾者过度依赖网络的现实生活中的原因。

  在本次调查的问卷中,我们透过一个假定情境,测试被访者的反应,以测量其对互联网的心理依赖程度,比如:“假设你有一周的时间不能上网,你会觉得……”从调查结果看,年龄、婚姻状态、个人收入等背景变量并不影响被访网民对网络的依赖程度。而且,上网途径也没有显著效应,网吧用户和非网吧用户之间在网络依赖方面也没有显著的差别,因此,认为在网吧上网容易造成对网络依赖的看法是没有依据的。对网络依赖有影响的背景变量是个人的,包括受教育程度和性别:受教育越高,越有可能对互联网产生心理依赖,这很可能与受教育程度高的人需要更多地使用网络来工作和获得信息有关;男性网民明显比女性网民更依赖网络。显然,使用网络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对网络产生依赖。统计检验表明,网络依赖在不同的网络经验人群中差异显著。

  《视点》:人们主要上哪些网站?上色情网站的人多吗?郭良:从统计结果来看,被访网民经常访问的网站非常集中,并且基本上都是中文的门户网站。排列前5名的是:新浪、搜狐、网易、雅虎和21CN,除了经常访问的网站外,被访网民还填答了他们经常使用的搜索引擎。名列前5名的搜索引擎明显多于其他搜索引擎的使用频率。搜狐作为以搜索引擎起家的网站,被选率甚至高于Google。

  我们还考察了网民访问不同语言的网络内容时所使用的时间。总的看来,被访网民绝大部分时间访问的是中文网站。几年前,对于中国的网民来说,缺乏中文内容曾经是一个大问题,从这次调查数据,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已经不复存在。同时,网民平均使用7%的上网时间访问外语的网站,使用14%的时间访问海外中文网站,说明互联网确实为中国的网民了解世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

  考虑到人们在回答此类问题时的顾虑,色情网站不在本次调查范围之内;因为即使有这个选项,也很难得到真实的答复。但在问及人们对互联网内容控制的态度时,绝大多数人认为最应该控制的互联网内容就是色情内容。

  《视点》:现在人们相互之间有很多联系和沟通方式,就亲切程度而言,人们会把电子邮件和聊天室交流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郭良:电子邮件和聊天室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使用网络的方式,应该分别讨论。“亲切程度”,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或者说不在我们这次调查的范围之内。总的来说,电子邮件和聊天是对人们现实交往方式的巩固和补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交往方式,网民可以在虚拟的世界中畅所欲言,无拘束地结交新朋友,而且这种方式会在人们的交往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视点》:互联网是促进了还是阻碍了人们的交往?郭良:总的来说应该是促进的,因为我们的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二的网民通过上网认识了新朋友,而且大部分网民通过上网增加了频繁交往的朋友数目,而且越是年轻或教育程度高的网民,越可能通过网络交往增加朋友;如果从网络经验的角度来考察,可以发现,上网时间越长的人,越可能有更多的通过网络认识的朋友。然而,也有人会担心,网民通过网络的交往多了,是否只会通过键盘与人交往而影响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流?我们因此考察了网络经验可能对人际交流的影响,半数以上网民表示上网并没有改变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时间,而且有一定比例的网民反映上网增加了他们日常交往的时间。

  《视点》:网民们对在网上认识的网友的评价如何?是正面的多还是相反?郭良:我们的调查没有询问网民对网友的评价,但我们的调查关注网民通过网络跟哪些人交往,可以说大部分网民更倾向于同那些跟自己有这相同观点和兴趣的人交往,三分之一的网民更倾向于在网上同异性交往;从交往的类型来看,网民主要通过网络和同事或同学以及朋友交往,通过网络和家人或者有业务关系的人交往的比例非常低。

  互联网间接促进社会民主

  《视点》:互联网的普及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吗?郭良:从统计结果看,互联网的普及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并不呈正相关:一是小城市网民占人口的比例比预想的高,另一是城市的规模不一定能决定网民的比例,小城市的平均上网比例甚至要高于省会城市。从具体的城市看,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大都市虽然从总体上网民比例最高,而小城市从总体上看,网民比例最低,但小城市中经济发达、并且政府重视互联网发展的南海市的网民占人口比例甚至比大都市还高,此次调查中网民比例最低的也不是小城市,而是省会城市沈阳。

  《视点》:互联网的普及程度与地区民主制度建设是否有关系?郭良:我们假设互联网的普及会促进社会的民主。但是,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首先,中国目前相当多数网民主要使用互联网的娱乐和聊天功能,网络对社会政治的影响还有待于多数网民的在网络应用上的成熟;另外,网络是一个虚拟的社会,真正的“制度建设”还需要现实社会的人们来完成。因此,我们最多只是期待网络应用会间接地影响和促进社会的民主。

  《视点》:中国小城市的网民和大城市的网民的区别是什么?郭良:这次调查结果显示,城市规模对网民上网并不一定有直接的影响,但具体所在的城市不同(不管是否大城市)却可能会影响到是否选择上网。总的说来,小城市的网民的受教育程度要相对低于大城市,网络经验也相对少于大城市。从使用网吧的情况来看,仍然和城市规模没有多大关系。小城市的网民使用网吧的概率虽然明显高于大都市,但还是远不如省会城市;使用网吧时间最多的城市不是小城市,而是省会城市成都。

  《视点》:小城市与大城市互联网的使用有何不同?郭良:从互联网接入条件来看,大城市显然优于小城市,但大小城市的人同样抱怨传输速度太慢。对于上网“费用太贵”的问题,像北京、上海这样高度发达的城市,竟然有大约50%的网民认为上网费用太贵,而在经济比较落后的义马市中被访网民认为“上网费用太贵”的比例却最低。尽管广州和上海作为大都市,网民占人口的比例相对较高,但是网民平均上网的时间却并不多,甚至还不如河南的义马和湖北的广水。广州网民平均每周上网的时间甚至不及这次调查的总的平均值。

  不同城市的被访网民访问本地内容的情况明显不同,但同城市大小的关系并不大。就访问本地网站而言,访问本地内容相对较少的北京、沈阳、即墨的网民,却是门户网站的积极访问者。阅读新闻是中国网民的一项重要活动,相对其它城市而言,经济发达的广州的被访网民经常访问新闻类网站的比例就低于平均水平,而西安、长沙的网民访问新闻类网站的比例则比较高。选择娱乐、音乐类网站作为经常访问的网站占了成都被访网民的三分之一,上海、广州和北京的情况则低很多。

  “小城市的互联网普及程度让我感到意外”

  《视点》:这次调查有什么遗憾?郭良:首先是由于没有预计到小城市有如此多的网民,整个抽样方案还是向大城市倾斜的。今后的抽样恐怕会更加关注不同地区、不同省的不同规模的城市。也就是说,会更加关注对中国各类城市的现有情况的总体把握。我认为这次追踪调查的设计很有特点,也预期会有很好的结果。可是由于SARS的影响,以及中国目前社会流动的增加,目前追踪调查的的结果还不尽如人意。再有就是调查问卷还有可以再完善的地方。当然,这个问题会永远存在。

  《视点》:这次调查有哪些指标需要动态观察?郭良:本次调查问卷中除人口变量以外的绝大部分变量都适合进行同组追踪研究。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那样,在目前中国进行这样的研究非常困难。

  《视点》:已经出来的结果哪项让你最觉得意外?郭良:最主要的意外是小城市的互联网普及程度。

  《视点》:通过调查,什么使你最担忧?郭良:一是媒介有“妖魔化”网络的倾向,另一是管理部门更多地管制而不是引导。

  《视点》:通过调查,你对中国互联网的社会影响的走向有什么样的预测?郭良:这是我在调查之前就有的理论假设:我认为互联网作为一种开放的技术,一定会对社会的开放起到促进作用。

  《视点》:你对中国现行的互联网政策有何建议?郭良:除了推动互联网的应用、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之外,应该增加培训和普及教育,引导网民更多地把互联网作为信息的平台。

  《视点》:通过此次调查,你认为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还处于什么样的阶段?郭良:中国的网络建设(包括基础设施和内容)正脱离初始阶段而开始走向成熟,但中国的大多数网民还经验不足,对网络的了解和使用也比较片面,因此还属于初级阶段。

  文/郭良 张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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