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正能量：让创新更多 让市场更活

　　中国银监会国际部主任范文仲：

　　参与制订国际金融规则 维护中国金融发展核心利益

　　■本报记者 李 文

　　11月29日，中国银监会国际部主任范文仲出席第九届证券市场年会，并以“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进展以及它的影响”为主题发表演讲。

　　范文仲指出，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巨大漏洞。从微观层面来讲，无论是银行、保险还是基金，风险管理和损失的吸收能力在这次金融危机上都被证明是远远不够的。在宏观层面，既存在金融机构的问题，也存在影子银行体系滋生出现监管真空的问题。综合来看，国际金融改革要从微观审慎层面还有宏观审慎层面、市场基础设施层面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层面，对现有的金融体系进行强化。

　　微观审慎方面主要是增强单家金融机构的稳健性，这方面以巴塞尔协议Ⅲ为代表，包括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在内的一揽子银行业监管新标准，是这次国际金融监管重要成果。截至目前，巴塞尔委员会27个经济成员体当中，有5个已经发布了最终的资本监管规则，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经济体，今年已按照巴塞尔委员会的时间表开始实施。在流动性监管方面，为了减少期限错配，西方金融危机流动性危机在于他们的融资模式不审慎。在流动性监管方面，最近国际上已经制订、出台了一些标准，且出台了两个新的指标。

　　宏观审慎层面，危机之后国际金融监管界提出宏观审慎的新概念，而什么叫宏观审慎却众说纷纭，各个国家有不同的看法，一个国家的不同部门也有不同的理解。我个人认为，宏观审慎包括两个维度，一是纵向时间的维度，主要解决新周期的问题，针对宏观经济和行业发展的集中周期性风险；第二，横向空间维度主要是解决系统性风险传导问题。这里面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个是系统性金融机构大而不倒，另一个是影子银行的问题。金融稳定理事会认为，重要金融机构由于实在太大，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度太高，在发生危机的时候还不能让它倒，雷曼就是一个事例，雷曼在美国是第四大的投行，连雷曼倒闭都产生如此巨大的连锁反应，那么更大经济体倒闭的代价更不可承受。

　　另外，在危机的时候政府不得已花费政府的钱、纳税人的钱救助这些机构，就会产生道德风险。在金融危机之后，金融稳定理事会按照20国集团峰会领导人的要求，解决“大而不倒”的问题。主要从几个方面解决，一个是明确认定全球系统性金融机构的标准，什么样的机构是具有全球系统性重要性，以及出台这样一个标准。目前，全球29家银行和9家保险公司已经分别被认定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公司，其中，包括我国的中行、工行和平安集团。

　　范文仲认为，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变化将对世界的金融发展产生深远而巨大的影响。我们不仅要跟踪关注研究这些规则，而且还要积极参与新规则的制订过程，维护中国金融发展的核心利益。一方面，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不断开放，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就必须适应国际规则，这是大势所趋。金融危机之后，整个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未来随着中国金融机构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和影响力的上升，我们必须成为国际金融规则的制订者，一定要参与制订；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体系发展迅速，为了防范区域性风险，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尽管很多人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是在西方经济体首先爆发，但也表示我们就不存在这样的风险。从金融历史来看，金融危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总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以不同的方式重演，近期中国金融机构国际化的水平不断上升，业务创新也不断发展，金融市场日趋复杂，很多方面已经越来越接近发达经济体的特征。西方在金融危机中的教训也对我们有越来越强的警示意义，如果能够实事求是地认清中国国情，同时又能够踏下心来虚心吸取别人的教训，中国金融发展的道路就一定能够走得平稳而长远。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安青松：

　　上市公司治理：创业板中小板好于主板

　　■本报记者 李 文

　　11月29日，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安青松出席第九届中国证券市场年会，并以“监管转型对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带来了更多发展空间”为主题发表演讲。

　　安青松指出，转型和升级是今年经济圈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汇，转型的目标是为了升级，二者是因果关系，而对上市公司来说，监管转型必将促进提升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他认为，这场以市场化与人文化相结合的监管转型，将为上市公司治理带来深刻的变化。公司治理的成败取决于能否保持动力与责任之间的良好平衡，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是监管要求推行的，是外生的，所以更多是从监管的角度强调公司治理的制衡作用，这使转轨经济实践中，企业家们对公司治理敬而远之，采取形式主义走过场以面对监管要求的重要原因。随着监管模式转变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模式，市场主体的自律和自治空间将加大，公司治理的主动性、灵活性和有效性必将得到提升。公司治理将步入自律自治与监管融合的新天地。去年以来，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倡导公司治理最佳实践活动，这是探索自律自治监管有机融合，提升公司治理有效性的重要尝试。

　　从调研情况看，上市公司治理正逐年改善，但也参差不齐。创业板、中小板的监管状况好于主板，非国有股好于国有股。从20年的实践过程来看，前10年是制度的移植，近10年主要是制度的完善，现阶段应当是顺应监管转型，着力改善公司治理的主动性灵活性和有效性。按照监管转型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为自律自治留出足够的空间。在提高准则的响应程度和执行力的同时，鼓励上市公司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创造适合本公司的最佳治理实践。

　　从内部治理来看，独立董事、监事会和机构投资者以及外部审计机构可能是当前推动公司治理的关键抓手，以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为核心的董事会建设，是下一步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研究推进外部监事，实行董事会和监事会备选机制，是有效监管的攻坚所在；大力发展长期机构投资者，价值增长导向的私募股权投资者，是提高公司质量的重要基础，也是资本市场成熟的关键；外部审计机构是公司财务状况信息真实的重要保证，也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外部推动力。

　　从外部治理来看，主要关注政府干预和控股股东行为两个重要方面，外部治理对于内部治理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冲击，使公司治理不知所措，又无法抗拒，公司内外治理的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安青松表示，我们欣喜地看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健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无疑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微观基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60条举措中，有多处涉及健全完善公司内外部治理的重要内容。如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允许混合所有型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得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的作用、深化企业内部管理人员制度改革、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建立健全社会征信制度、保持诚信、健全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完善企业破产制度等。这些措施的落实必将进一步形成推动和完善上市公司内外部治理的政策和环境。自治自律与监管的有机融合可以产生出主动、灵活和有效的公司治理，当前互联网经济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更加需要主动灵活且有效的公司治理，在互联网时代行业的界限、优劣的标准发生变化，互联网与各个行业结合，创意产业与制造业结合，制造业注入新的附加值和高端服务，互联网金融冲击传统的金融。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张国庆：

　　如果一两年内改革成功 股市春天马上会来

　　■本报见习记者 苏向杲

　　11月29日，由《证券日报》社主办的主题为“强国梦正能量”的第九届中国证券市场年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张国庆就中国股市如何破题以及如何借鉴国外经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张国庆认为，中国现有的2000多家上市公司中，至少有1/5的公司应该退市，中国股市欠老百姓十倍的涨幅。

　　就中国股市如何破题，张国庆指出，应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完善的退市机制。张国庆认为，中国现在的2000多家上市公司中，至少有1/5的公司应该退市，部分上市公司被惩罚过多次也不退市，导致股民对股市逐渐失去信心。二是IPO以合理的价格正常重启，一级、二级市场应该与香港一样，即使是几块钱的股票也能上市。三是建立完善的索赔机制。所有上市公司在上市的时候必须拿出钱来作为备用金，一旦欺骗了股民就得老老实实进行赔偿。

　　张国庆说，中国股指十年没变，而美国在1970年至1980年间的涨幅也正好是零，但是进入80年代，也就是里根经济学出来之后的20年里，美国股票每股涨幅达到10倍以上。同样，普京十年俄罗斯的GDP只涨了3.5倍，但是俄罗斯老百姓收入涨了5倍，俄罗斯股市涨了9倍。比较乐观地看，如果中国在未来的一两年改革成功了，股市的春天马上就会来了，中国股市20年涨10倍是可以期待的，中国股市欠中国老百姓的太多了，必须还回来。

　　张国庆认为，中国股市之所以上升空间不足，是因为中国股市没有信心。“股市就是一个信心的市场，没有信心大家不敢做多，所以当下中国股市基本是一个伪娘式的上涨，一碰点事就哆嗦。”在这样的股市下，有三种人最容易生存下去：一是战略家，中国股市必须要有战略思想才能够看清大势，看清政策，才能顺势操盘；第二是很好的战士，战士的纪律性很强，中国股市一定要有纪律性，不懂止损会倾家荡产；第三是有颗佛心的人，这种人能够看淡起起落落输输赢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