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岛觅故人:孤凤山上的“五四之子”殷海光

　　1956年春天殷海光搬进台北温州街台大宿舍后，沿着院子西边挖了一条河。他将挖出的泥土堆在院子中央，竟然形成一座小山。他一铲子一铲子地挖，一铲子一铲子地堆，即使做这种粗活也力求完美。他不喜欢的东西如煤滓、瓦砾等，一定要一铲子一铲子地从土中挑出来。前后3年多，小山才略具规模。殷海光将它命名为孤凤山。孤凤者，少知音也。

　　殷海光的晚年是孤独的，一头忧郁的白发，几多黯淡的心情。他甚至不愿与过去的老友有更多的接触和来往。有时老朋友来了，也只是靠着野草蔓生的木门，三言两语，笑笑作罢。或请人坐在台阶上，一人捧一个烤红薯，谈逻辑，谈数学，谈罗素，谈他最近在外国逻辑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偶尔他也请客入室，席地而坐，一小锅咖啡，一小盘沙利文点心——那样的场合，多半是谈更严肃的学术、思想问题，客人多半也是他的学生。

　　台湾知名学者、作家如林毓生、李敖、王晓波和陈鼓应等，学生时代都曾在温州街歇脚，喝过老师家的咖啡，吃过老师家的茶点。

　　茶点有什么好吃的？殷海光自有高论。他在致友人信中说：“书生处此寂天寞地之中，众醉而独醒，内心常有一阵一阵莫可名状之凄寒。寂寞之长途旅人，甚愿见路边之烟火人家，灵魂有个慰藉的小茶点。喝口热茶，暖暖心头，打起精神，重新走上征程，或可发现一个新境界于迷茫之外也。”

　　记者前去的时候正是台北一个冬日的午后，故居屋外小巷里，牵牛花攀越墙头正在盛开，恣意张着彩色的喇叭口。院墙上挂着一块金属牌，上刻“殷海光故居”。斜阳草树依旧，半掩庭院深深。孤凤山的西端种有杜鹃。据说一到春天，生命力勃发的花儿红艳艳地开了，是殷家庭院最美的时光。

　　属于殷海光的好时光显得分外短暂。赍志而殁的殷海光，风雨人生50年，前30年在大陆度过，后20年托付于台湾。这株会思想的芦苇，当年台大“最卖座的教授”，其学识与文笔影响着一大批台湾青年学者和海外知识分子。1966年，当局教育部门要求殷海光离开台大，他拒绝接受，于是出现了咄咄怪事——学校排有殷海光的课、他却不能上课。隔年，他终于还是离开学校，两年后因胃癌病逝。

　　1969年初秋，史学家傅乐成在殷海光逝世后，撰文回忆这位当年西南联大的老同学，说殷海光当时最爱朗诵李白的那首《行路难》。满肚子不合时宜的殷海光，继承“五四”鼓吹的自由主义精神余绪，在《自由中国》杂志一再为文批判当时的主流话语，揭出所谓“反攻大陆”只是为巩固政权。

　　李敖这样描述殷海光：“国民党自从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的进步的反省才行。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

　　殷海光自命为五四后期的人物，正像许多后期人物一样，没有机会享受到五四时代人物的声望，但却遭受着由此带来的寂寞、凄凉和横逆：“你知道我在这个岛上是岛中之岛。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毋宁是时代的写照。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不幸之源啊！”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拔剑四顾茫然之余，殷海光在孤凤山的山顶上，做了一个水泥台子和几个凳子。并用庭院里的树木围成栏杆，将之命名为“殷夫子读书台”。离开台大后他想去美国教书，但当局不放他出去。既然“誓将去汝，适彼乐土”不成，这里成了他人生最后几年的精神家园。雷震案的种种牵连，从台大被逼走的往事，都渐渐远了。这个批判传统不遗余力的“五四之子”，性格躁烈的湖北汉子，却渐渐发觉了祖宗遗产的好。在胃癌病魔到访之前，他曾表示，希望再活15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毕竟是书生，无奈天不假年。温州街上的夕阳，一点点从孤凤山那边落下了。倒是读书台边那株亚历山大椰子树，至今仍然枝叶青青果实累累，直插云霄。

　　殷海光小传

　　殷海光(1919—1969)，逻辑学家、哲学家。曾师从金岳霖。西南联大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并曾在金陵大学(原中央大学)任教。1949年到台湾，同年8月，进入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在台大哲学系毕生提倡自由主义，秉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勇于对抗威权、批评时政，启迪学术与社会良知。(文/任成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