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望族抗日：芦洲李家将军虽去 大树不凋

　　在台湾新北市芦洲区的高楼大厦中，有一片格局方正、石墙砖柱的中式古厝，这里是台湾抗日将领李友邦家族的故居。

　　这座甲午战败、乙未割台后修建的古宅，共九厅六十房一百二十门，经历了百年风雨，在李家人的努力下，于2006年以“芦洲李宅古迹既李友邦将军纪念馆”对外开放，也成为了台湾抗日战争纪念的重要场地之一。

　　一踏入庭院，便可见李友邦与夫人严秀峰的铜像，黑石基座上书两个红色大字“复疆”，为李友邦墨迹，原作则挂在他生前最常活动的书房里。将军次子、芦洲李宅古迹维护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李力群指着父亲的手书对记者说，“这里的‘疆’指的就是台湾。”

　　每年的10月25日，李家后人都会联合台湾各地的抗日志士及亲属，在芦洲李宅举办纪念台湾光复的活动。本月初，台湾统派团体纪念辛亥革命、台湾光复与新中国成立的“光辉十月”活动，也选址在芦洲李宅。台湾作家蓝博洲在致辞时说，马关条约后，台湾人民展开长达50年的武装、文化抗日斗争，而在祖国大陆1937年至1945年的八年抗战中，有5万多名台湾爱国志士回到大陆投身抗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李友邦将军及其创办的台湾义勇队。

　　年少时的强烈民族意识

　　李友邦，1906年出生于台北县(现新北市)芦洲望族李氏，是家族从福建厦门集美迁台的第五代子孙。同族祖父李树华因仕读有成，曾在清朝为官。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李树华不满清廷“丧权辱国”之举，解甲归田，在主导祖厝扩建中，守护家族与中华文化的渊源，同时拒绝日本殖民当局的“皇民化”教育，将民族意识传承子孙。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李友邦从小就对日本殖民统治感到不满。上学时，他一次与日本同学发生争吵，被骂“清国奴”，李友邦气不过，说“如果这是在大陆，早就把你打跑了”。孰料日本老师听到了，当即给了他一个耳光，李友邦心中的悲愤之情更甚。

　　在台北师范学校读书期间，16岁的他参加了由蒋渭水等人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蒋渭水有“台湾孙中山”之称，吸引了许多为台湾寻求出路的志士加入。协会在台北的活动地点之一就是芦洲李宅的正厅。李友邦年龄虽小，但在自家厅堂听完蒋渭水等抗日社会运动家的演讲后，常常心潮澎湃，激愤不已。

　　1922年，李友邦和三弟李友烈等人偷偷前往台北一个日本警察派出所，扔石头砸玻璃。两年后，他与8位同学再度袭击派出所，与警方发生冲突。其后，台北师范学校勒令他退学，并招警逮捕，李友邦遂连夜前往高雄，从那里逃往大陆。

　　“保卫祖国，收复台湾”

　　辗转数月后，受孙中山革命精神的感召，李友邦进入了黄埔军校二期。那时的他只会讲闽南话与日语，孙中山便指定廖仲恺作他的国语老师。

　　1925年，李友邦黄埔毕业。其后，他往返于大陆台湾之间，组织各种抗日活动，甚至以读书为掩护在日本开展革命工作。1932年，受教于廖仲恺的李友邦被国民党右派势力逮捕。狱中，他遭到残酷刑讯，右脚被打断，头部亦受重伤。也就在李友邦遭受囹圄突变的同年，他的二弟李友先在前往大陆投奔抗日的途中，被日本方面暗杀。两年后，三弟李友烈也因相同原因，刑求致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国共第二次合作，李友邦被释放出狱。纵观当时局势，他的判断是“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欲致力于台湾革命的成功，必先求取中国抗战的胜利”。李友邦提出了“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两大口号，号召各地台胞共同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救国运动而奋斗。

　　1938年秋，李友邦在浙江金华筹组台湾义勇队与台湾少年团。次年2月22日宣布正式成立时，台湾义勇队42人，少年团6人，而后人数逐渐壮大，活跃在浙江、福建的抗日前线，逐渐成为具有正规军编制的台胞抗日队伍。

　　在浙江，李友邦结识了杭州姑娘严秀峰，两人因对抗日的热情、对民族国家理念的认同，相知相惜，并于1941年结为夫妇。这对“抗日侠侣”领导台湾义勇队，在宣传教育、对敌政治工作、战地医疗、生产报国等方面做出贡献。

　　他们在浙江金华、衢州、兰溪和福建建阳先后成立了4家“台湾医院”，所设科目十分齐全，而对军人、出征人员家属及贫苦民众就医，一律免费。时代变迁，这些医院旧址已难寻觅，但不少文物在浙江金华的台湾义勇队纪念馆还可见到。

　　“木兰从军”与“烽火侠侣”

　　除了配合李友邦的工作，严秀峰本身就是一位勇敢的抗日女战士。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出生于杭州一个富庶家庭的严秀峰才17岁，看到国将沦亡的惨状，激发出一份强烈的爱国使命感。她以“木兰从军”自比，向父亲表达了参加抗战的想法。然而，父亲怎舍得让这个家中唯一的孩子走上战场？她并未因父亲的拒绝而气馁，经过五个多月的恳求，终于争得了父亲的同意。

　　严父说：“难得你有这份爱国心愿，‘忠孝不能两全’，但暂时不能让你母亲知道，徒增她身心忧伤。”严秀峰本想以随表哥读书为由骗过母亲，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出发那天，严母痛哭挽留，严秀峰在强烈的内心挣扎中，还是走出了家门。

　　她先到了浙江金华，与表哥一起加入了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总团第一支队，主要工作是对妇女进行宣传教育，调动她们的抗日热情。此后，她辗转浙江各地，在1939年夏偶然认识了李友邦，从此谱出一段战地情缘，两人成为远近知名的“烽火侠侣”，共同度过了抗战最艰难的岁月。

　　然而，据李力群回忆，母亲最为得意的一段抗日故事却是在认识父亲之前。1939年3月，浙江富阳东洲陷入敌手。一天夜晚，严秀峰与两个女孩趁夜色溜到日军据点探测敌情，发现驻军人数很少。她们赶紧回报了这一情况，支队组织迅速进攻，收复了失地，严秀峰等因此受到表彰。此战后称“东洲保卫战”，是浙江抗战史上一次重要的战斗。

　　李力群说，母亲常跟他们讲起这段往事，“她说那天夜黑风大，她们半蹲着跑步，因为都是女孩子，很怕被日本人发现，身上都带着毒药，随时准备牺牲。结果看了半天，发现营地里怎么那么暗，原来人这么少。那时母亲还不满20岁。她自己后来也说，想想那时真是挺危险的。”

　　为夫正名，不悔初衷

　　抗战胜利后，严秀峰随李友邦来到台湾。然而1950年，国民党特务机关以“参加中共组织”的罪名，逮捕了严秀峰，并判有期徒刑15年。次年11月，李友邦也被逮捕，并于1952年4月被秘密执行死刑，年仅47岁，留下一女四子，长女仅10岁，最小的不足3岁。据李力群说，当时还在狱中的严秀峰是在丈夫去世一年后才得知这一噩耗。

　　1965年严秀峰出狱，这位曾经的富家小姐靠饲养家禽、替人织毛衣抚养子女。直到8年后，她创办翻译公司，儿女相继成人，家庭条件才有了好转。1982年，她开始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整理李友邦文章出版成册，为丈夫和台湾义勇队“正名”，这也成了她日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李力群说，母亲追忆父亲时常讲，“他是一个军人，应该死在沙场上，但却死在他一生最热爱的故乡，死在他为之奉献了一切甚至生命的台湾。”

　　1985年，严秀峰代表芦洲李家七大房全体子嗣主动将祖宅捐列为历史古迹，用以宣传李友邦的抗日事迹与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1995年与2005年，她两次赴北京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与60周年的座谈会，追思丈夫及其他抗日先烈。

　　现已年过九旬的严秀峰身体有恙，所有的工作都已交到李力群手中。她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假使我们能重活一次，我会毫不犹豫和我先夫李友邦，仍然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伟大的祖国和具有民族血缘的台湾故乡。”

　　“我为父亲感到骄傲”

　　从母亲手中接过守护芦洲李宅之棒的李力群，也一直积极宣扬父母和台湾义勇队所代表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情怀。除了台湾光复日在自家祖宅举办活动，每年7月7日，他还会与台湾其他抗日志士及家属参加纪念活动。

　　4年来，李力群也一直为在台湾建立抗战纪念馆而奔波，虽时常碰壁，但从未放弃。今年7月7日，在台北市政府主办的“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特展”开幕记者会上，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表示，台湾将规划设立抗战纪念馆和慰安妇历史陈列所。

　　这些年来，李力群也常赴大陆。北京、金华、厦门……只要有抗战纪念活动，时间允许他都会去参加。2009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联络他，希望收藏李友邦将军的文物，李力群毫不犹豫地将父亲遗留的近60件物品无偿捐献出去。

　　“我是分两批捐的，去年我亲自把第二批文物送到北京。”李力群说，看到父亲的事迹与其他为国捐躯的英烈们一起展出，自己感到无比骄傲。

　　他还说，听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在筹建台湾馆，预计明年10月落成，届时他将再赴北京，参加这一盛事。“我希望，父亲的遗物最后能放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主馆，而不仅仅是台湾馆里。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的抗日斗争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