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30日电 台湾《联合报》30日刊发社论《台湾二○○八：从二次政党轮替到扁案起诉》说，二○○八年两条轴线，相激相荡，互为条件，互为表里。这一年的台湾，形同选民对解严后二十年来的政经激荡，作出了总结性的反省与抉择。

　　文章摘录如下：

　　二○○八年的台湾内部政治，从年初“二次政党轮替”，走到年底一二一二扁案大起诉；二○○八年的两岸关系，则是从年初“入联公投”，走到年底大三通。这两条轴线，一条台湾内部政治，一条两岸关系，相激相荡，互为条件，互为表里。

　　这番“二次政党轮替”，可谓是整体价值体系的全面取舍。就人物风格言，取马英九，舍陈水扁；就路线言，取“不统、不独、不武”，舍“台独建国”；就“宪政架构”言，取“护宪、行宪、修宪”，舍“正名制宪”；就两岸关系言，取大三通，舍尖锐对立；就社会号召言，取族群融合，舍撕裂社会；就政风品操言，取清廉，舍贪腐。甚至就官员品类言，亦是对杜正胜、庄国荣、叶盛茂之辈的否决，而期待新典型出现……。

　　因而，这不是一般的“二次政党轮替”，而是整体价值体系的大取舍、大换置，与大抉择。一一三席“立委”选举，国民党赢得八十二席，逾三分之二；泛蓝得八十六席，逾四分之三。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马英九得票率为五十八%，得票数七六五万。这些皆显示选民对价值体系的大取舍、大换置与大抉择。至于被陈水扁所挟持的民进党，在两次选举皆遭大败，正是因其“台独路线”及贪腐行径受到选民的制裁；直至一二一二大起诉，则是将陈水扁的罪行交付司法审判。

　　其实，二○○八年的台湾，形同选民对解严后二十年来的政经激荡，作出了总结性的反省与抉择。李登辉与陈水扁，对于“本土意识”的鼓吹，确曾充实并巩固了台湾的主体性；但由李登辉始作俑、再经陈水扁变本加厉的“台独路线”，撕裂社会、锁台乱政，却使社会创巨痛深。尤其，李的黑金，与扁的贪腐，更使政治体质沉沦败坏。我们曾说，李陈二人也许带领台湾过了河，却上错了岸；选民遂在二○○八年为二十年来的扁李路线疗伤止痛，并期待社会得以新生再造。尤其，在原本的想象与期待中，扁案起诉之时，即应是社会新生再造之日。

　　但是，情势的演变却出乎想象与期待之外。年初的两次选举，可谓是选举制度及选民对陈水扁与民进党的政治制裁；年底的大起诉，则是司法体制将对陈水扁的贪腐进行审判。但是，如今显现的情势却是，选举投票不能激浊扬清，司法似也不能澄明是非；陈水扁仍不认错，四处呼号“政治迫害”，而其支持者仍然主张“阿扁无罪”。这一股势力的主轴论述是：“阿扁若倒，台湾就倒！”

　　相对而言，年初两次选举后出现的两位新领袖，马英九与蔡英文，却迄今未能在各自的领域中，发挥其自我期许与受社会付托的角色与功能。马英九迄今仍在“第一线／第二线”、“党政同步／党政分离”、“粉丝偶像／战场领袖”之间不知如何自我定位；似乎始终沉浸在他自成一格的思维与论述中，却在实际的领导统御上往往不得要领，搔不着痒处。至于蔡英文，亦从朝向“没有陈水扁的时代”的道路中，被绿营与民进党边缘化及无意义化，民进党的转型再造亦已落空。

　　二○○八年原本存有“台湾民主”大反省、大转型的历史机遇，但此种期待却有失落的危机。马英九带不动台湾，蔡英文改变不了民进党；整个台湾遂仍陷于扁案的迷障之中。少数挺扁者，反而掐住了台湾的神经与命脉。

　　二○○八年，如果二次政党轮替不能成为台湾“民主”的救赎，年底的扁案起诉也不能成为救赎，则台湾这个大难题的答案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