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办赛”已到尽头 多方三令五申厉行节约

　　中新网北京12月29日电 题：“中国式办赛”已到尽头 多方三令五申厉行节约

　　记者 卢岩

　　“开幕式还不错吧。至于比赛，真没什么印象了，”张婕努力地回忆着一年半前在家门口举办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这位土生土长的深圳姑娘，和这座城市千余万市民一样，都是那场盛会的见证者。但她对大运会的点滴回忆，更多地停留在“全市大装修”上。

　　“2011年初，深圳集中进行过市容美化，”张婕说，“翻新了老小区，一些城中村干净多了，绿化比以前更好些，整个城市外貌焕然一新。”

　　12月27日，深圳市审计局公布了大运会财务收支及场馆建设项目审计结果公告。公告显示，截至2012年9月30日，为举办大运会投入的资金共计139.96亿元。然而记者在这份公告中，没能找到与张婕口中“全市大装修”相匹配的名目。

　　“单薄”的审计公告

　　深圳大运会审计结果历时15个多月出炉，速度远低于北京奥运会和广州亚运会。公告显示，大运会办赛资金来源包括深圳市及所辖各区财政110.65亿元，大运会执行局组织的市场开发、门票销售及捐赠等收入12.17亿元，企业资金投入17.14亿元。

　　这笔近140亿的资金被用于赛会运行与保障支出44.90亿，场馆建设支出75.20亿，配套项目支出19.86亿。不过这里的“配套”，专指与赛事直接相关的26个配套设施、专项设备、场馆室外工程、场馆周边灯光与绿化工程等项目。

　　中国社科院经济与社会建设研究室主任钟君肯定了这次审计的积极意义，但在他的眼中，这还远远不够。“起到了一定作用，”他话锋一转，“不应该仅仅审计办赛，更要审计‘办城市’。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到环境等各方面提升的工程，都应该被纳入。”

　　在这份报告中，没有把有关轨道交通、市政道路、环境治理、市容环境提升等城市建设与更新的支出，列入大运会审计范围。

　　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剑昌直言不满。他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些钱都是大头，统计大运会花费，如果不把这些纳入审计，毫无意义，“整个大运会筹备五年，前前后后全市的市容改造、道路建设把深圳都翻新了，这些钱都没有算进去，算进去肯定不止现在的金额。”

　　作为普通市民一员，张婕也对审计结果颇为关心。

　　“之前兴建了一些新建筑，像‘蚕茧’(深圳湾体育中心)，还有装修后的市貌，都是大运会留下的财富，”她毫不讳言对家乡的热爱，“大运会更像旅游推介会，让全世界了解深圳，知道深圳的美。”

　　但当记者提起，纯办赛投入就将近140亿时，张婕也觉得“花钱确实太多了”。

　　各地竞相办赛的背后

　　虽然大型赛会耗资靡费，在国内却依然备受热捧。特别是2008年后，很多地方趋之若鹜。其规格之高、排场之大、开销之巨、动员之广、密度之频，堪称“中国式办赛”。

　　今年是奥运年，但仍有冬运会，亚沙会、全国大运会、农运会举办。2011年，全国中学生运动会、深圳大运会、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残运会、城运会轮番上演，令人眼花缭乱。

　　明年，天津将举办东亚运动会，沈阳将举办全运会。2014年，南京还将举办第二届青奥会。此外，很多马拉松、自行车、网球等单项赛事，也被搞得声势浩大。不少地方或是大兴土木，或是不惜重金，将赛事打扮得气派非凡。

　　办赛对当地体育水平和全民健身，无疑有促进作用。而成功的赛会，也的确能激发城市品牌效应，拉动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市面貌。与此同时带来就业机会，对经济发展有所裨益。

　　“关键看申办的着眼点是什么，”钟君对这种“中国式办赛热”不无忧虑。

　　他认为，有两大问题特别值得注意：“一是管理。从大运会审计报告来看，包括项目建设、赞助分配等尚不够精细，存在浪费现象，相关职能部门的管理能力有待提高。”

　　而更深层次的隐患，则是地方政府基于政绩考量的“投机主义”。一些地方为了片面追求政绩，搞出不少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由于运行成本过高，被闲置的一座座体育场馆，令人触目惊心。

　　体育事业是一项长期工作，办赛则是短期行为，见效快。钟君坦言，就怕办赛像搞运动一样，“一阵风”。“出发点科学，办赛的好处就会很大，”他说，“地方政府如果只为形象和政绩，不考虑赛事本身的效应，不做长期工程，就要产生问题。”

　　赛会，究竟该怎么办？

　　10月底，英国官方公布了伦敦奥运会总开销额，预计为约895亿人民币，是深圳大运会审计数据的6.4倍。

　　去年，坊间曾流传“3000亿打造大运会”的说法。面对传言，深圳官方并未回避，迅速公开回应，“看待大运财政投入应进行三个区分，一是区分一年投入和多年投入，二是区分经营性投入和财政投入，三是区分基础性投入与赛事投入。不能将多年的基础设施、民生工程投入等，一并算作大运会办会投入，贴上‘3000亿’的标签。”

　　那一年，深圳市全年财政收入4056亿。

　　然而，把办赛简单唤作“赔本赚吆喝”，也有失公允。

　　张婕能感受到大运会带来的变化，城市更靓了，空气也更清新。业余时间，她偶尔会去“蚕茧”看明星们的演唱会。

　　“去年大运会时，公务车强制限行，私家车自愿。但我愿意为家乡做出贡献，我不会开车上路，”她说。

　　钟君也认为，不能单单从成本核算来看办赛的社会效应，“关键在于对投入的控制”。

　　早在去年国务院廉政工作会上，温家宝总理就明确要求，要合理控制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的节奏和规模。各申办城市要充分考虑客观条件，不要超出自身能力申办；要充分利用现有场馆设施，必须新建的场馆，要与学校体育场馆建设统筹安排，避免过度建设，造成资源闲置浪费。

　　今年九月，中央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型综合性体育运动会申办和筹办工作意见的通知》，要求严格控制和压缩各类综合性运动会规模及支出，简化开闭幕式和火炬传递等。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强调，要将《通知》落到实处。

　　对于节俭办赛，有学者建议，由体育总局等经验丰富的上级部门替代地方政府，进行统管，并且更多地依靠市场化运作。“政府作为协调者，整合市场的力量，而不是花纳税人的钱，”钟君说，“外国赛会市场化程度很高，能够降低政府成本，提高收益。”

　　在他看来，不管怎样去做，节俭都将是今后办赛的必由之路：“十八大以来，中央力行节俭之风已经形成氛围。而且，对主管部门已经有了文件规范。未来需要的是条款的细化，和更严格的监督。”(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