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房半年超百亿 国产电影仍在囧途

　　《天津闲人》

　　　根据“电影票房贴吧”等业内观察者公布的初步统计数字，2013年上半年全国共计有3.1亿观众入场，产出票房109.1亿，共有26部电影票房过亿，国产与好莱坞各有13部。博纳影业于冬等业内人士预计，今年的票房肯定超过200亿，应该在220亿左右，2018年中国票房收入会达到如今北美市场100亿美元的规模。华美银行执行副总裁班内特·庞泽尔也在一次业内论坛上表示，中国大概需要4年左右的时间就能够超过美国的票房。

　　但在不少观察者眼中，中国电影的繁荣只是表象，底下乱象依旧频出。内忧之下，还有外患。“好莱虎”5年之后来势更加凶猛，国产片前路何在？

　　在机会与风险并存的时代，国产片的路如何越走越正？业内人士纷纷见招拆招，为国产片病灶找出治疗方法。策划：苏蕾撰文：王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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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状：大投入、大卡司成就烂片之王

　　药方：电影的基础是剧本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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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状：依赖大牌，抬高片酬

　　药方：明星制的关键是巧妙组合大牌

　　好莱坞的明星制近年被引入国产类型片的制作中，但没到几年却变了味。“一味拍大片，死咬住几个大导演，捆绑所谓的大明星，这种好莱坞大制片厂模式不衰败，中国的电影不会有出路。”业内人士认为“抱大牌大腿”对国产片并无益处。

　　“中国电影严重缺乏演员，我们找不到真正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进行有效的组合，也许能够找到其中一两个，但事实上，一部影片最重要的不是说哪一个演员来演，而是哪一个组合来演，他们之间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王长田在一次论坛上表示，找大牌的关键，是如何组合大牌。《泰囧》的徐峥等三个活宝，就被认为是一次成功的演员“拼盘”。

　　相反，以往的《战国》一片，孙红雷、金喜善的众多大牌却没有什么火花、未能成功捧出新人。最近郭富城、张家辉两位影帝合作的《同谋》，同样反响甚小，属于大牌组合失败的典型。

　　尽管中国电影票房涨了之后，投入电影行业的钱多了，但业内人士看来反而不是好事，而是变成宠坏某些大牌明星、导演脾气的坏事。博纳影业的于冬抱怨称：“电影圈很多资金来源于这些业外的游资和煤老板、房地产大哥，这些资本进入电影圈之后，带来了很多恶性循环，比如说不计成本地抬高演员的片酬。再一个是恶性竞争，这都是目前中国电影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自从《英雄》之后，中国电影开始学习好莱坞大投入、大卡司的大片模式，近年来这个模式却不断遭到质疑，观众一听“中国式大片”几个字就皱起了眉头。最新的例子、被称为烂片之王的《富春山居图》，就是这个模式的产物。《富春山居图》导演用了世界一流的国际技术团队，动用1.6亿成本拍摄，但业内人士认为，该片最大的失败在于没有讲好一个故事。徐峥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觉得电影的基础，是剧本和故事。孙健君导演已经请了好莱坞的制作团队，为什么不请一个最牛的好莱坞编剧来编一个好故事呢？”

　　博纳影业的于冬则认为，目前，那些中等成本、讲好故事的国产片迎来了机会，相比大片模式更适合中国国情。比如《中国合伙人》、《致青春》、《泰囧》、《失恋33天》，这几部电影总投资不到两个亿，但是票房却达到35亿元。

　　销

　　症状：《小时代》排片率高达45.01%

　　药方：禁止垄断性排片，推广多厅式影院

　　根据《好莱坞电影经济的内幕》一书的记载，多厅式电影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美国1963年密苏里州的一间电影院老板的发明。与传统的大型放映厅相比，多厅式的电影院形成了有效的规模经济，可以放映不同种类的电影，以满足各种观众的口味；同时，同一部受欢迎的电影可以在不同的放映厅放映，可以吸引到最多的观众。但好莱坞的经验却表明，这样做的后果之一，是电影院不再和同业比谁有不一样的电影，反正重磅影片一上映就能带来巨大的现金流，不过，那些喜爱小成本独立制作影片的观众感到失望，失去了多种口味电影的选择权利。

　　为了金钱不顾观众选择权的做法，在中国变本加厉。最近，《小时代》上映首日在全国20大中城市排片率达45.01%，创国内电影市场纪录。北京、天津数家影院甚至全天仅排映《小时代》一部影片，排片率达100%，形成罕见的“垄断”之势。

　　这一现象引发了贾樟柯在微博上发言抨击，他举了国外的例子：“法国规定一部影片在任何一个影院的排厅量不能超过三分之一，也不能超过该电影院总场次的三分之一。”贾樟柯暗示，中国也应该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考虑，禁止垄断性排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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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状：中国电影习惯大打导演牌

　　药方：好莱坞只有10％的大导演拥有最终剪辑权

　　在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红楼梦》的导演李少红眼中，现在中国电影正在向好莱坞模式的制片人中心制转变：“我们从前苏联和欧洲沿袭的电影体系，强调的是创作者，而在美国，电影强调的是工业化流程。我们过去的电影历史是以导演为中心，但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以制片人为中心的全新体系。”

　　但华谊兄弟的王忠军认为，中国电影仍旧习惯于大打导演牌，目前惯例上依旧还是以导演为中心，导演基本就是独立制片人。原因之一，好导演是老板眼中人人争抢的“稀缺资源”。王长田认为，中国很缺导演，大概至少需要200个以上的成熟的导演，但事实上在市场上面拿得出手的导演五六十个而已。在这样的状况下，制片人与导演王不见王，谁也不服谁。

　　早前爆出的制片人竹卿、导演章家瑞《杀戒》剪辑权之争，也凸显了导演与制片人争权的弊端。美国电影导演工会会长泰勒·哈克福德表示，在好莱坞要按合同办事，大概只有10％的大导演拥有最终剪辑权，比如李安、斯皮尔伯格等大导演，一般可以去谈判。而在中国，各种不遵守合同、相互扯嘴皮的乱象，令制片人负责制变得“水土不服”。

　　对于制片人、导演吵成一团、相互争权的成因，有业内人士指出，国产片现在有很多项目是没有合同的“裸奔”，投资老板任人唯亲，直接把钱交给导演或者交给制片人，他们拉起草台班子就开机了，并非各就各位各施各职，很多“裸奔”的项目往往就是片子拍到一半拍不下去，导致投资泡汤。《画皮》系列的制片人庞洪则认为，制片人中心制的关键，就是为市场负责，制片人早在题材选择之初就要考虑市场的需求，要把导演、编剧、演员等各种资源实现最佳组合。

　　《天津闲人》： 一部艺术片走通了小剧场之路

　　“如果我的片子参加商业院线放映的话，我看不到有什么公平的机会。” 《天津闲人》的导演郑大圣对记者说，像巡回演出的小剧场一样，他带着自己的片子到上海电影节放映，之前，从2012年9月开始，这部150万成本的影片已经在全国30多个城市放映过，成功找到了自己的观众。通过估算票房，他倒推影片成本要控制在多少万元以内，以美国独立制片的方法严控预算，通过精打细算来拍摄自己喜欢的艺术片，而不必向商业低头。

　　去年出品的《天津闲人》讲述的是七七事变爆发前夕3位天津闲人——即通过骗钱营生的灰色阶层——对抗大财阀的故事，风格诙谐幽默，有点闹，本来可以在一众商业片里拼杀一下，最后郑大圣却让影片变成了正剧、悲剧，颇有阿Q个性的男主角做了小小的反抗，却被内通日本的汉奸大财阀灭掉了。

　　新路线：

　　城市巡映放给有兴趣的人看

　　艺术片常常被拿来与商业片相比较，不少人认为结果注定影院“一日游”。但郑大圣参与的小众放映模式，走的是另外一条“小路”。在中国，这样的独立艺术电影放映还处在初创期，放映的组织者的身份，通常是网络影评人、民间策展人；组织者在影片和放映终端的选择上，通过公司来运营品牌，选择拥有广电总局许可的艺术电影，获得导演的支持送来片源，然后在实体电影院放映。

　　新发行：

　　微博、微信发布影讯

　　“我们的片子不卖明星脸，也不卖学校，我们也没有特意做过宣传和营销。我和我的制片人做了一个很孤独的决定，我们赌，我们不做商业营销，我们不做商业院线的放映，我们参加独立策展人做的艺术电影全国巡回放映计划。”郑大圣说，放映规模虽小，却很适合艺术电影的空间拓展。他的《天津闲人》目前正在巡回的第二轮计划去另外30多个城市。

　　去年下半年，这种艺术片的放映还是呈点状分布，在郑大圣看来，到目前已经连成线了，“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形成一个自动循环的独立院线系统”。

　　“来看这种电影的观众，他的评析能力很高，我们很多信息，对看电影的、做电影的都挺有营养的。”郑大圣说。

　　新模式：成本预算到小时，年代戏只花150万

　　“既然艺术片已经找到了粉丝，通过全国巡演我可以算出大概可以收到多少票房，那么，倒过来我们知道影片成本要控制在多少万元。” 郑大圣出身电影世家，外祖父是戏剧家黄佐临，母亲是著名导演黄蜀芹，但美国留学让他学到了如何严控成本、制作独立电影的方法。

　　通常一部年代戏成本在千万元以上，但《天津闲人》成本只有150多万，只拍了22天就杀了青。郑大圣说，幸亏他们用了美国独立制片那种精确的编制预算的方法，他们才不至于“破产”：“我和制片人像做剧本一样做预算，一稿二稿三稿四稿不断修改，精度到每两个小时。”“我们算好，我们最多能拍摄3周加1天，最后果然拍了22天，再多半天，我们就破产了，就没钱发酬金了。”

　　由于节省预算，剧组并没有为女演员准备置装费，尽管杨淼扮演的江湖女子全片换过9件旗袍，但没有一件旗袍是为杨淼量身定做的，而是从库里挑来现成的衣服直接穿上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