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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以翔之死”:仅仅责备电视台是不够的

“高以翔之死”:仅仅责备电视台是不够的

2019年12月06日 01:06 来源:北京青年报参与互动参与互动

  “高以翔之死”:仅仅责备电视台是不够的

  ◎张榆泽

  这是娱乐工业进程中的群体迷思。

  高以翔录制综艺节目《追我吧》意外去世,此前大张伟一段吐槽“艺人拼体力录制真人秀”的采访被翻了出来。“(录制时)早上起来5点不到,那早餐还没开呢我们就得起,就跟人跑去,扛着大包过河,水里还有蛇……现在所有所谓红的人,哪个不是靠卖力气挣钱?”他也发出了“灵魂拷问”:“你们(观众)为什么爱看这个?”

  《追我吧》节目组曾在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其收视火爆达1.22,占CSM59城市组第一名、周五档全天综艺收视三连冠(注:“CSM59”为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对全国最主要的59个城市进行的收视数据统计)。而在此前,同类型的节目《奔跑吧》《极限挑战》和《两天一夜》等,都有不错的收视率和广泛的受众群体。

  ——看吧,那些躲在屏幕后面的观众,似乎总对一出出喧嚣的奇观保持渴望的姿态。

  在越来越挑剔的观众面前,艺人被期待成为“多面手”,但正如江一燕和翟天临的闹剧一样,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三头六臂、无所不能?在这样的压力下,大多数艺人的身份也由此面临两种撕裂。

  一是本身职业特质与观众期待的撕裂。

  不久前的《奇遇人生》第二季中,演员Angelababy需要陪素人嘉宾老徐骑行,原本行程有5天,可她在第2天便坚持不下去要“打退堂鼓”,之后的3天时间都选择了搭车。节目播完她一边倒的被骂得很惨,说她“不敬业”“插科打诨”者众多。她难道不知道节目播出后,人们会对她持什么看法吗?所以当我们回头再看这个片段时,这种放弃也不全是坏事。

  电影电视剧和综艺节目在传播模式上最本质的区别是,前者用艺术手段传递价值观,后者用游戏手段传递价值观。不只是这种高运动强度的户外真人秀,还包括明星在屏幕上旅游、恋爱和带娃,这些都是他们艺术才华以外的部分。

  在观众眼中,这些互动和流程都像“闯关游戏”,我们乐于看到明星在文艺作品之外的新鲜生活。如果没有高以翔的意外离世,节目按照正常的制作周期在一两个月后播出,所有人看到的将会是一个挑战者成功的故事。可惜没有“如果”,生命戛然而止,节目也暂时停播。一个剧本里写好的感叹号,突然悬停在空中成为一个问号,夹杂着遗憾、悲伤和愤怒地问:“这个行业怎么了?”

  二是艺人实际地位与观众想象的撕裂。

  在娱乐工业的巨型游戏中,艺人只是一个被建构起来的游戏角色,游戏角色哪有什么主动权,他们既不是游戏开发者,又不是真正玩游戏的人。在摁下“开始”按钮之后,他们只是被遥控器操纵的像素人物,为了激发观众的肾上腺素,不得不拼尽全力地奔跑,但也随时面临淘汰。只是,高以翔的这次“淘汰”过于残酷。

  在娱乐工业十分成熟的韩国,艺人是一个随时能够替换掉的零件。他们从成为练习生接受魔鬼训练,到经过严格筛选成为真正的艺人,再被安排进某一个偶像团体,按照既定的人设去表演。在这个流水线中,即便他们深受粉丝追捧,但谁又能说清他们喜欢的是那个真实的人,还是所投射的自我想象?

  近年来,大众对于艺人的情绪既激烈又苛刻,艺人作为公众人物,似乎享有了这世上全部的光鲜与名利;而他们同时也处于一种动辄得咎的紧张的社会氛围中,不少人都曾因为网络暴力而关闭评论,甚至退出社交平台。

  高以翔事件后,一些演员微博转发了“工作不超过12小时”“两餐之间不超过6小时”等拒绝疲劳工作的倡议,但没过多久大众舆论便反扑,一些网友认为很多演员拿着高薪又不敬业,不应该趁机“吃人血馒头”。事实上,不管是巨额片酬、偷税漏税,还是疲劳工作、意外死亡,不成熟的运作体系正在给演艺行业带来一波又一波的损害。

  在众多批判学者的眼中,工业本身就有原罪,因为它的核心是商业化逻辑,是扩散的、复制的。在这种思考框架下,不管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考虑更多的是这种形式是否带来更多的效益,而鲜少考虑人是否能健康快乐。于是我们时常看到有的节目要连续录制几十个小时,要设计出各种不合常理的段落取悦观众。不只是艺人,包括导演、制片人在内的这个链条上的所有人,都要抢档期、争时段,奋不顾“身”。

  整个电视娱乐史的变迁,也几乎都基于商业逻辑。观众喜欢看什么,节目便做什么。从选秀相亲、亲子关系到户外竞技,中国电视荧屏上的狂欢哪一次不是一窝蜂似的。但众所周知,当有一个好的节目模式出现时,所有人都在抢,第一个人往往能得到巨大回报,第二个人也还能分得一杯羹,后面的跟风者大多铩羽而归。

  许多类似的节目从游戏规则的设计到后勤保障,都缺乏对生命足够的敬畏。

  这种撕裂其实藏在每个人的人格里,不仅是艺人,更是节目方,也包括观众。对高以翔事件的网友评论中反复出现“娱乐至死”,尽管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的那本代表性著作《娱乐至死》并非真的意指娱乐会带给人死亡,但这件事却成为其核心思想的最生动和惨痛的注脚。这本书提到,“电视已经取得了‘元媒介’的地位,一种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

  反思一下吧,在形形色色的娱乐节目中,我们学到了多少流行词汇,又把它揉进了日常生活而毫不自知?作为消费者藏匿着的我们,在游戏中塑造着别人的任务和“生死”,但在沉迷其中的同时,也塑造着自己的暴力与冷漠。

  要把中国的娱乐工业建设成为真正的帝国,同样意味着要赋予它一个特别的人文关怀维度。只有当设计者考虑到每个人可能的身体极限,保障到每一处可能的漏洞细节,也不再为迎合观众口味而铤而走险,节目中所有流动的情怀一定能被观众看见。


【编辑:叶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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