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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玲的作品在几十年中，不断地被改编成戏剧、电影、电视剧，其中不乏大师却鲜有成功。有多少人能穿透张爱玲的聪明？了解她要聪明，又要批判聪明；感受到聪明给她带来虚荣，及虚荣给她造成的矛盾和痛苦

　　★ 文／林奕华

　　如果李安的《色·戒》要忠于张爱玲原著，就不是现在的《色·戒》了。首先，章子怡或许更适合扮演王佳芝。不用想象，我也能看见身穿民国学生装的她，如何在舞台上操弄慷慨激昂的“爱国话剧腔”；与官太太们搓麻将时，怎样把麻将台灯当成水银灯；在与易先生眉来眼去时，怎样被自己的演出打动而栽在捕猎物的陷阱里。王佳芝对自己能力的自满、高估，并跃跃欲试，已被公认跟章子怡的个性有某种相似。由《卧虎藏龙》的玉娇龙开始，媒体多年来给章打造的公众形象就是如此：不能不佩服她的努力、能力，同时却又心服口不服，所以无时无刻不在找她的碴。

　　章子怡的多面性、复杂性令“生存者”的角色有趣，但不讨好——而这本就是张爱玲笔下男男女女的共通性格。白流苏、葛薇龙、王娇蕊、佟振保、乔其乔、范柳原都是锋头人物，可严格说来，没有一个可爱。他们计算、自恋、自私、虚伪、玩世不恭、犬儒、任性、不会保护自己或过分保护自己。光看性格，一个一个俨如潜伏着毒蛇猛兽的原始森林。所以他们中没有好人与坏人之分，只有强者与弱者、进攻者与防守者、猎人与猎物(就是“虎”与“伥”的关系)。

　　谁解张爱玲的“聪明”

　　偏偏现代人却最爱向张爱玲借镜，证明她在那个年代所创造的故事和人物，完全适用于今日。所谓适合，便是他们的心理活动能引发我们的共鸣，他们生逢乱世，在“生存第一”的前提下，不少人觉得张爱玲所写的就是现在，就是“我(们)”。

　　张爱玲作品却难以被搬上银幕或舞台。部分原因是她已用了拍电影的手法来写作——每个导演都在“第二次重拍”，他们必须胜过第一版(作者描述)和第二版(读者的想象)才有机会不致白费心机。但更关键的：张的小说都以“聪明人”为主角，争相对号入座者都是有着强烈自我中心性格的人，稍有偏差的诠释都被视为是对“我(们)”不可饶恕的曲解——观众不是要看创作人的观点，而是要在改编中看见自己。张爱玲的成功之处，是利用了“聪明人(们)”的自我优越感来筑起一道令她永远保有神话地位的护城墙：创作人要征服的不是一个张爱玲，是千千万万的张爱玲们。

　　在千千万万的张爱玲们之中，有一个是我。但我不只是读者还是作者，使我对过往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话剧的“张爱玲作品”有双倍要求——在解读张的爱情观、世界观和人生观之余，还能怎样呈现自己的？

　　透过原著，“对照”创作者个人经历与对人生的看法是每部改编作品不能逃避的考验。换句话说，一部改编张爱玲的作品可以一字不漏地把原著放上银幕、舞台，但它也可以是原作者的人到心不到，或更糟糕，根本只是形似神不似的替身。张爱玲之所以老把“敲敲头顶脚板也会响”的人当主角，不正为了要印证“聪明反被聪明误”吗？

　　要聪明，又要批判聪明，张爱玲的辩证性说明了作品的当代性。所以光用“聪明”来彰显对于张爱玲的了解，大部分只会沦为自作聪明。但谁能抗拒“彰显聪明”的诱惑？又或，有多少人能穿透张爱玲的聪明，感受到它给她带来虚荣，而虚荣又给她造成多少矛盾和痛苦？

　　《心经》使我走向剧场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