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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失误在国土资源保护方面
建国50年来，中国在各项工作中最大的失误在国土资源保护方面。这个问题至今社会上还没引起应有的重视，但相信不久即将突出显现出来。造成这种失误有诸多原因，长期忽略的有两个，即公地制度与户籍制度对国土资源的影响。 最近中科院有关部门通过卫星遥感，对中国西部12省区的土地承载力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西部有1/5的土地承载力处于超负荷状态，如内蒙古科尔沁沙地、陕西北部、甘肃的河西走廊、云南、四川、贵州等地，都处于土地承载力超负荷状态。西藏的南部和西部、新疆的伊犁谷地以及南部绿洲、青海东部等地则处于满负荷状态。这种严重超载已经造成了很多地区环境恶化，如科尔沁地区土地沙质荒漠化，陕北高原水土流失，云贵高原喀斯特地区出现石漠化。 土地承载力是指每平方公里土地上生长的绿色植物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即根据一个地区的降雨量、植被情况，来测算这个地区每平方公里适宜居住多少人口。例如宁夏西海固地区每年的降雨量仅有150毫米，按联合国沙漠化会议确定的标准，这种地区每平方公里只能生存7-20人，但西海固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高达110人，大大超过了国际界定的临界值。如此众多的人口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蚕食」，只能造成生态日益恶化。 与天斗重于与人斗 今天中国还有多少生存空间？有人计算了一下，原始荒漠及彻底荒漠化的国土如冰川、石山、高寒荒漠、沙漠、戈壁等，面积约为30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3。严重水土流失、正在走向荒漠化的国土面积约为360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38%。生存条件较好的国土，面积约为300万平方公里，约占总面积的29%。也就是说中国目前适宜生存的好地方只有国土总面积的1/3。
半个世纪来，荒漠化及严重水土流失地区的面积各增加了约一倍半，中国等于丢失了大约350万平方公里。如果这一数字属实，那就值得高度重视了。3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多大的一片面积啊！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就不断地反对外国侵略，致使今天寸土都没有丢失。八年抗战赶走了日本鬼子，收复了东北三省。最近几年，把香港和澳门也都收回来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战斗，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反抗殖民侵略，保家卫国，保持领土主权完整。但是，建国之后，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我们自己却拱手将这么大的一片土地让给了沙漠和冷酷的荒漠化。我们在与人斗时，却忽视了与自然斗。没有意识到人类自身和险恶的大自然才是最凶恶的敌人，比外部帝国主义还要凶残。就连鸦片战争之前与俄国签定的尼布楚等条约割给俄国的那几片土地也没有350万平方公里。可见自然界的破坏力量有多么强大。这个对手是多么值得警惕！ 但是，等我们觉醒时已有点太晚了。50年间，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如此计算下来，今天中国人的人均有效生存空间已被压缩为建国之初的大约四分之一。这就是当今我们中国的国土资源现状。这就是我们只注意与人斗、忽视与自然斗的惨重代价。50年来，我们没有被帝国主义所驱赶，却每每被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所驱赶。 公地的悲剧 「公地悲剧」是经济学界熟知的一个现象。1993年，笔者到内蒙恩格贝沙地植树点参观。汽车从包头向南渡过黄河后，便进入一片乾旱的荒原。正当笔者为这片炎热而赤裸的土地叹息之际，眼廉中却映出一群羊，在这片沙地上啃噬着零星星的最后一点绿色。这本就是一片几乎完成沙化的土地，只残留了少许灌木，但牧民的羊群却仍在无情地啮食。为什么无人保护？为什么土地的生态状况糟糕到这等地步，牧民仍在放羊？说到底是因为这片土地是公有土地。如果是自己的，牧民的放牧便会量力而行。公地悲剧说到底是一种制度悲剧。在这样一副状况下中国的土地能不迅速荒漠化吗？能不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就丧失掉3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吗？ 再举一例来印证「公地悲剧」。2001年1月19日北京电视台曾播放过一个题目为「闽清青山变坟山」的专题报道。福建省闽清县的山坡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坟墓，最大的占地有一亩，耗资几十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与我们国家的公地制度有关。从电视镜头中的村民谈话可以看出，山坡是村子的，归大家所有，村民随便占，有钱建大的，没钱建小的。于是大片绿树葱茏的山坡便成了水泥、石头的坟墓。 可以说，这类公地悲剧现象在全国各地数不胜数。这种制度造成的国土资源浪费是罕见的。陕西榆林的一则报道，说那里将荒山坡都承包给了农民，荒地都有了主人，于是农民们便注意保护荒地上的草情，根据草量多少来放牧。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草地的退化和荒漠化。如果福建的山林也有一定归属，农民是否也会考虑它的用途？ 但是，榆林地区的做法已经为时太晚。建国之后如果这些草场和荒地一直是产权清晰的，土地的退化速度不会这么快，中国的荒漠化程度不会这么严重。解决中国土地荒漠化的问题要从土地制度上入手。要将土地的责任落实到人头。公地悲剧再也不能在中国重演了。 另外还要落实谁治理谁受益的政策，让那些治沙者、造绿者获得切身利益，国家要在这方面有专门的资金投入和专项贷款。榆林地区定边县有个名叫石光银的治沙能手，已经将6万多亩（40平方公里）的沙地种上树，变成绿地，但因后续资金问题困扰，治沙工作难以继续进展，还负债300多万元。试问：这40平方公里的林地生态效益有多大？怎么用价值来衡量？怎么用资金来量化它？它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体人民，但石光银却得不到好处。另外，这6万多亩林地将来归谁？产权归谁，收益归谁？这些新问题都要新政策、新机制来加以解决。 人口在移动 中国很多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说到底是个人类活动的问题。从历史上看，由于人类的生存开发活动，西部生态不断恶化，导致中国人口不断向东南方向移动。100多年前，美国耶鲁大学一名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就提出了人口重心及其移动的理论。前些年，我国有学者对中国的情况作了研究，发现中国的人口重心点一直以年均0.43公里的速度向东南作直线运动，经过了长达1400年的漫长跋涉，已从黄河中游转移到长江下游附近。在这期间，由于明朝迁都北京、清末开发新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定都北京、50年代后实行户籍制度、以及后来的「三线建设」等国家干预因素，中国人口重心又向西北方向作微小幅度回弹。
户籍之痛 第二个与荒漠化有关的制度是建国后实行的户籍制度，不许农业人口随便迁徙。其结果就迫使大量的、过剩的人口滞留在已经不适宜生存的地方，使那些超负荷的土地更加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贫穷与人口有个特殊的关系，那就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西部问题关键是人口问题，人口明显超载。西部人口为何超负载？一是工业化进程缓慢，生产方式停留在以人力为主要劳动力的农业阶段，人仍然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所以，越是落后的地区，生育的愿望越是强烈，越要多生多育，最后形成越穷越生的现象。第二个原因是计划经济时期制定的户籍制度，将农村人死死地固定在居住地上，不能自由流动，即使生态环境已经不适应生存，但也不能迁移，居民没有选择居住地的权利。第三个原因是迁就落后地区的生产方式，允许少数民族多生育，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生态负荷。 所以，从目前看，要减缓西部生态环境的压力只有首先减人。因为生态环境的恢复不是一年半载就可完成的，基本上是几十年才能见效的事。想立刻生态恢复好使其能够承载超负荷的人口，短期内不可能。所以，适当地放宽户口管制，允许西部地区的人们到内地或沿海发达地区投亲靠友，从而减缓西部人口压力，这是最可行的办法。但目前中国到处人满为患，往哪儿撤呢？向东，向南。 向东，向南
以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来讲，改革开放以来有的地区人口膨胀了将近10倍，照样可以很好地发展和生存。像东莞市，20年前人口仅有20多万人，现在达到400多万人，20年间人口规模膨胀约20倍，照样承载得了。这说明东南沿海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经济水平有很大的人口承载能力。东莞是一个典型。至于说深圳，原先只是几个村庄，人口不足几万，现在已发展成400多万人的大城市。因此，中国人完全不必硬挤在西部生态恶化了的地区，适当地进行战略性的大转移是可行的。广东省改革开放20年来，至少容纳吞吐了5000万内地劳动力。江苏、浙江、福建、山东今后都有继续吞吐西部人口的能力。 从电视镜头上看到东南部一些富庶农村的镜头，家家户户两三层楼，每家房子的占地面积有半亩地。这种畸形的不生态并且浪费土地资源的富庶值得宣扬吗？你那个村因为搞工业富起来就有权大肆挥霍土地资源？ 还要想到西部地区那些被户籍分割束缚在贫瘠土地上的农民。这些农民并不是天生就该受穷受困，而是因为计划经济下制定的不合理的户籍制度而被捆缚在那不毛之地上。如果没有户籍制度的束缚，西部某些地方的人口可能早已跑光。国际上通行的公民权利中，最基本的一条是迁徙的自由，即哪里易于生存就到那里去，不能一辈子吊死在一棵树上。 如果是这样，看起来富庶地区的人口增加了，拥挤了，但西部贫瘠地区的生态压力减轻了，生态环境得到了休养生息。从总体上看是有利于中华民族长久生存的。等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变好了，出现了一个自然风光秀美的山川，那也是东南部人口的福气，让西部变成一个旅游的大花园，东部为人口居住密集地，工业加工生产基地，在国土上进行这样的分工，想必中国人民未来的生活质量会更好。但要想实行这一目标，首先要解决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户籍分割和城乡居民不平等的国民待遇。 中国特色的歧视 春节到了，铁路、公路等交通部门又要迎来一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成千上万的农村民工要从大城市返乡过年。这种一年一度的人口大流动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不知要浪费多少钱财在路费上。假如没有户籍制度的封锁，这些打工者也许早就在外地安家落户了。试想如果20年前就实行户籍制度改革，允许人口自由迁移，那么至少有上亿西部人口已经迁到东南沿海，西部地区的生态恶化不会这么严重，贫富差距也不会这么悬殊。 但20年来，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严重滞后，极大地影响了城乡间和东西部之间的平衡发现，造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户籍制度和农业户口已成了农民甩不掉的符咒。盼望户籍改革、取消束缚农民40多年的户籍制度、实行城乡居民公平的国民待遇，已经成了广大城乡人民的心愿。 四川绵阳地区三台县一位农民曾撰文言志，题目是「户口制度：中国特色的种族歧视」。他反映的事情是，尽管他们家早已离开村子搬到城里从事非农生产，但仍然要交纳村里各项税费。山东某村一位到城市的妇女，由于不愿让自己家里再摊义务工，孩子出生多年也未上户口。只要上了户口，家中一年就要摊派上20个义务工。这些外出的农民都与户口所在的村庄中断了任何生产资料的承租关系，没有任何交租的理由，但只是因为户口在，就要交纳各种税费。这种现象说明，中国的户籍制度目前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变相的纳税借口。向身份和户口徵税，已成中国农村的一大特色。这种税种的创造完全是中国特有户籍制度的变种，可见户籍制度在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扭曲到什么程度！ 一国两制，在中国城乡制度上真是体现到了极至。对工业一个样，对农业一个样。对城里人一个待遇，对农村人一个待遇，这种不平等的国民待遇引起的种种问题已成当今中国重要的社会问题。所以，笔者的观点是，当前中国重要的问题是城乡差别，其次才是东西部差别。而解决这种差别的最好办法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首先是废除不合理的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两种区别，统一户口待遇，打破城市保护壁垒，允许贫困地区人口向发达地区流动，均衡财富。只有这样做，才能缩小差距，拯救濒危的西部生态环境，才能搞好国土整治。 大国小农 耕者有其田，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家所遵循的主张。但在今天，农村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将近1.5亿农民变成了乡镇企业的工人，将近1亿人外出到城市工作。如此众多的「农民」脱离了耕作，但延续下来的土地制度并没有改变。按人头承包土地还在继续，并且又通过延长承包期一包30年固化了这一制度。但劳动力是在不断流动的，不用说30年，就是在三五年间，人口就可能流动走了。那承包的土地又有何用？再转租给剩下的其他农户吗？ 现在许多地方出现土地撂荒的现象，外出打工的农民携儿带女举家外迁，土地又无重新安排，更主要的是由于地租太高，农民种不起地而拒绝种地。这种制度最终造成一定数量的国土资源白白浪费。安徽省是个人均土地仅半亩多的省份，即使这样，许多地方还出现大片土地撂荒的现象。 农村的土地制度已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城市化浪潮到来之际。土地资源不能市场化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按规划，今后15年内至少要有1.5亿农民转入城市。他们转入其他行业的资本是什么？城郊农民一般是在土地被徵用后转入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土地徵用费是他们转产的过渡费用。非城郊农民怎么办？他们土地是否也能转化为资本，成为他们产业转移的保障？如果能将土地产权划归农民所有，他可以在进城之后将土地卖掉，使剩下来的人耕种更多的土地，使土地经营集约化，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大机械化。但现行的土地政策只能使有限的土地无限细分下去，这是一种典型的小农经济思想，已经跟不上历史发展和时代的步伐。 在21世纪到来的时候，中国人需要认真反省：农村的土地承包制是否已经走到尽头？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情况下，小农经济如何应对发达国家的大农经济？ 摘自《新经济》2001.3 |
20年前，中国人的经济观点十分简单：现行的制度已十分完善，中国的问题在于十年动乱的内耗和极左思潮的干扰。即便是当时最激进的改革派亦如此。20年过去了，中国人面临着由于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巨大生态和社会矛盾。现在经济学家正告诉我们：失误的制度将加大发展的代价，甚至使我们的发展看不到未来。道理大家都懂，但那么多年来我们却一直不遗余力地为这种「南辕北辙」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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