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中的人文关注

文／格非

[清乾隆酱釉粉彩六方套瓶]令参观者流连

　　上个世纪末，人们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古代的、传统的艺术品，对现代心智的吸引力越来越强烈。媒体解释人们受一种怀旧情绪的影响，把更多的目光和金钱投入「旧的东西」上。但更真实的原因是消费选择的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同时，人们意识到古人的遗作比现代文学更准确地传达着过去与现代之间的姻亲感。

　　然而，购藏一件古代艺术品，并不意味完全拥有它，它所蕴含的故事，只对坚持不懈地进行探询的人透露出来。

　　翰海2001年春季艺术品拍卖，集了1817件艺术品。

　　在1817件拍品中，「商早期人面玉饰」（估价30万）、「犀角布袋和尚」（估价120万），从专家的估价看，算不上「重器」，如果我们有心进行一番深入的考证，会发现它们有趣地存身于一大堆著作的字里行间。

童年气派的美丽

　　从1953年开始，中国考古挖掘进入一个大跃进的年代，挖掘规模之大，创世界考古史的记录。如1953年在安阳挖开165座商墓、1958年又挖掘了51座，同年在山东大汶口遗址挖掘古墓133座。
在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堆积层，考古学家发现几件玉雕人像作品。在山东滕县的6次大规模挖掘中，在上岗村遗址采集到一件「人面形雕刻玉饰」。玉饰呈长方形，正面略凸，背面起脊，脊上有一穿孔。人像为正投影，轮以细细的阴刻线勾勒出，一双大眼长圆如橄揽，鼻子为线条硬直的正三角，两道粗率刀痕，刻出一张微张的嘴，整个人面有一种凛凛然的威严。

　　1976年在陕西神木石峁龙山文化遗址，采集到一件玉髓质人头像。人像为侧视两面雕，束发、倒梯形脸、噘嘴、大耳和一个奇特的鹰钩鼻，结构出人面轮廓，阴刻线勾出一双十分夸张的大眼，面颊有一孔，造型写实而特徵鲜明。

　　翰海春拍的一件「黄玉雕人面饰」，最初有人提出为龙山文化时期的玉雕，与以上龙山文化玉器比较，少了一份原始的粗犷，纹饰和造型与商代青铜器、特别是广汉三星堆的青铜纹饰相近。是否能断定其年代为商朝？

　　在河南光山宝相寺黄君孟墓，出土过一件高3.8厘米的人像。人首雕成正视头像，椭圆形脸，隆鼻、双目圆睁，戴方冠，冠两侧下垂，双耳戴佩环，那士良先生认为是。头至颈有一通穿孔，可佩饰。这件玉雕的造型、雕刻手法，与翰海春拍的「人面饰」酷似。不过，黄君孟墓考古学家认定为春秋早期。

　　安阳小屯殷墟曾出土一件片状人面玉雕，其冠与面部造型，与翰海的「人面饰」相接。

　　翰海的「人面饰」与商、西周、春秋三年代的玉饰、青铜器的纹饰、造型相似，按照文物鉴定，一向采用标型类比法，推断其为商代应该更准确。

　　与其它玉饰相比，人面饰明显非常稀少，考古学家统计：全国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陶、玉、石质人像仅30余件。

　　进入新石器晚期的父系氏族社会后，男子开始代替女人成为偶像崇拜的对象。翰海春拍的这件「人面饰」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化、历史背景下精心琢制出来的。

瓷器伤口中估价最高的是清雍正的胭脂紫地粉彩花卉纹小碗，估价80万至100万。

　　作为供奉崇拜的偶像，这件「人面饰」太小了，从形制上判断应为饰物，同现代人佩挂佛像一样，是一件护身符。只是，它诞生于血与火的年代里，它对异族是恐怖的化身，对本族是保护的神祗。

　　「人面饰」为黄玉。不过，把空虚小小玉雕放在手中，总觉得它雕得太戏剧性，整个面部显得面具化，让人联想到商代青铜器上刻饰的饕餮纹，那毫不掩饰的狞厉形象中，更多的是一种不可复见的、真实的稚气。由此推测，「人面饰」的祖形，可能与青铜器上饕餮纹一样，产生于一件制造恐怖、威慑敌人和野兽的面具，因此，在那神秘、野性之中，有着一股童年气派的美丽。

　　准确评估一件商早期人面饰的价值，并不容易。一件文物的价格评估，取决于对其所携带的历史和文化信息的破译程度，破译得越透彻，越接近它的真实价值，越了解它的可珍可爱。

红楼梦与布袋和尚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常常把一些稀奇古怪的古董，随手拈来，当作刻画人物的道具。

　　《红楼梦》「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刘姥姥醉卧怡红院」一回中，妙玉用成窑五彩小盖碗给贾母捧茶后，又取了两只杯，给宝钗和黛玉斟茶，递给黛玉那只杯子形似钵，镌有三个垂珠篆字：「点犀乔」。

　　犀角杯一般有两种形制：一种取张骞泛海的「博望槎」的样子，中空贮酒，槎尾上翘为柄，属「酒船」一类；一种是取商周青铜觚觯的形制，取名「乔」，有高跷之意，实物应是高脚杯。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红楼梦》中的原注释为「乔，是古代碗类的器皿。犀角横断面中心有白点，用唐李商隐诗『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典故作这类碗的名字。」 　　沈从文先生认为，《红楼梦》这一节，「处处有隐喻，字字有机缘」，从妙玉用器上看，会觉得她聪慧、好洁、喜风雅，但是，对于深谙犀器的清代人来说，曹雪芹以器物之名出了一个字谜。

　　首先「乔」与「乔」谐音，元明清戏曲中，「乔」字指装模作样，假心假意。

　　其次，「通灵犀」一说，最早见于《抱朴子》，称犀角的中心有一条白线直透贯穿，可以「通灵」。李商隐在「身无彩凤双飞燕。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诗句，以「通灵犀」借喻相恋男女，心意暗暗相通。

　　可是，犀角杯无论是槎形，还是觚式，都剔空以贮酒，至于那条藏于中心的通灵之白线，沈从文先生说：「过我手的实物不下二百种，就没一件符合通犀情况的。可知酒器事实上不在那线白心。」因此，曹雪芹给茶杯取名「点犀」，其用意是什么？

　　宋有一种用犀角雕制的带板，称「通犀带」。其制犀工艺讲究「正透」、「倒透」。在法定28种带制中，「正透」、「倒透」带饰，仅次于排名第一的「紫云楼金带」。明代《天水冰山录》载，查抄严嵩家产时，曾抄出了几条犀带。

　　了解「正透」、「倒透」治犀工艺，如果将「正透」、「倒透」与「乔」字连在一起，谜底就是「透底假」。所以，「点犀乔」并不是暗喻「心心相通」，而是影射妙玉造作、势利、虚假。

　　沈从文先生曾劝注释者到故宫的库房，实习一段时间后，再来注释《红楼梦》。翰海春拍有一件「犀角布袋和尚」，把视这件圆雕作品，也同沈先生一样，没有找到那条「通灵白线」。

　　不过，自宋以来，治犀、赏犀，一是取其工极人巧的手艺，一是取「心有灵犀」的喻意。「犀角布袋和尚」则是一例。

　　其实，布袋和尚并非佛教经典中的弥勒菩萨。弥勒是一个姓慈氏的古印度大婆罗门的贵族，慈氏梵文音译弥勒。

　　用犀角雕布袋和尚，正是借「心有灵犀一点通」，意喻向佛成佛，「只个心心心是佛」，不必寻经问典，关键是有一颗「通灵之心」。

　　民间一直喜欢将布袋和尚塑成一副大肚圆滚，袒怀箕踞而坐，喜眉乐目的模样。潭柘寺的一副形容他的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这幅看似乐世，其实内中更多的是老百姓对于苦难的一种无奈的自慰和解脱。
在数百年供奉的布袋和尚中，翰海春拍的这尊「布袋和尚」，以借犀角材质、「心有灵犀」之典故，更真实地讲述了布袋和尚的故事，而且更准确地表达了禅学宗旨。

　　沈从丈先生曾劝那些注释古文的文学家，「老老实实地去故宫库房学三五年文物，把一切起居应用器物摸索熟，再作注，免得糟蹋了原文。顺着沈先生的话往深了想一想：深谙文物「行情」的人，不妨花上三五年时间，把文史读得透一点，再购藏之后，审美目光会更广博，免得被别人捡了漏。 　　摘自《财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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