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给全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文革总算随着“四人帮”的灭亡而结束了。经过对“四人帮”罪行的批判和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人们从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知识分子似乎也有理由祈盼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的到来。但是 ，由于“左”倾阴魂难散，加上由于种种历史的、现实的原因而形成的思想发展不平衡，知识分子的厄运并未完全过去。在文 艺方面，发生了好几起上纲上线地对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进行大批判的事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乃是对白桦的《苦恋》（电影 《太阳和人》）的批判。 　　

　　1981年初，《解放军报》、《时代的报告》、《北京日报》相继发表了黄钢等人批判《苦恋》的文章，一开始就 上纲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而且为此出版了增刊，把《苦恋》一并印上，“在大街叫卖，引起群众和文化界惊异”（《张 光年日记选》，1981年5月19日）。这时，我以《红旗》杂志文艺部两位代表之一的身份参加了一次由中宣部召开的、 记不得叫什么名目的文艺干部会议，中央有关部门大约有上百人参加。会上围绕着《太阳和人》该不该批、如何批以及对文艺 和自由化怎样看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上的交锋很尖锐。除了在中南海开大会外，还分别开小组会。我被分配在沙滩 大院那个组，同韦君宜、艾青、陈企霞等在一起。 　　

　　小组会上，发言人无一例外地反对以黄钢为代表的《时代的报告》和《北京日报》无限上纲地对《苦恋》的讨伐。韦 君宜的发言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在公共汽车上，人们说，是不是姚文元放出来了？!”经历过文革，我从心底里反对搞大批 判。这时，编辑部已经收到一篇批《苦恋》的稿子，我奉命发排上版。参加完小组会后，我马上找到在家的一位副总编辑，向 他汇报小组会上作家们的强烈反应，特别提到韦君宜的话，力争暂缓发表这篇可能引起文艺界、思想界不安的稿子。副总编辑 把矛盾转到总编辑那里，几经周折，最后我得到了按原计划发表的命令。我只好服从。作为责任编辑，我头一次尝到了发表一 篇自己不同意的、明知发表后效果极糟的文章的痛苦，但又不得不认真地为这篇文章修正一些语法性、常识性（如把香港同胞 称为“华侨”）的错误。我知道这会因此背上“左”的名号而遭到文化界一些人的鄙视。果然，杂志出版后，我出差到合肥、 芜湖和黄山，所到之处的座谈会上，与会者无不严厉批评在文艺界中大批判余毒未除的种种现象，其中最新鲜最突出的例子就 是对《苦恋》的大批判。虽然与会者为了照顾我的面子，只点别的报刊的名，但是，我完全明白这是对我们的抗议。我不知深 浅地把这些意见整理成文，反映到编辑部，满以为这可以使领导清醒一点，谁知却从此记下一笔“不能原谅”的罪账。一些人 一有机会就大谈“文艺部反对批《苦恋》”之“自由化”罪状。 　　

　　与此同时，视《苦恋》为大毒草的观点在某些思想文化界领导人中仍有市场，主张继续狠批。有人借这个由头说文革 题材不能再写，“再写就会走向反面”（《张光年日记选》，1981年8月8日）。 　　

　　但是，80年代到底不是五六十年代，更不是文革了。许多人认为，《苦恋》虽有缺点错误，但不能把白桦一棍子打 死，这种大批判文章完全是文革中那种蛮不讲理做法的重复。对黄钢以转载批判对象的名义大卖《苦恋》赚钱，人们更是嗤之 以鼻。黄秋耘从旧金山给韦君宜来信说，海外华侨听说又要批《苦恋》，怕发展为反右运动，十分忧虑。并要求她向有关同志 反映。由于有了这些呼声，加上胡耀邦、周扬、张光年等人的工作，事情得以让《文艺报》发表一篇比较讲理的署名文章告一 段落。 　　

　　如果说无论如何《苦恋》尚有辫子可抓的话，那么，几年之后发生的让人笑掉大牙的“马丁风波”，更进一步地说明 千方百计想整知识分子的势力一天也没有停止窥测“阶级斗争新动向”，一发现所谓“敌情”就不分青红皂白地猛扑过来。 　　

　　南京大学哲学系一位青年教师，于1985年11月2&127;日在《工人日报》发表署名马丁的文章，题为《当 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文章是言之成理值得一读的，因此，《北京周报》将此文稍加修改后于12月10日刊登在 英文版和日文版上。《北京周报》上的文章，比《工人日报》的更严密了些。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任务。……在20世纪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变为活生 生的现实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任务不再是批判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了，而是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这一更 艰巨的历史任务。……而这些在《资本论》或其他任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因此，中国经济学家 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走出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不应从书本教条出发，而应该从生动的事实出发，创立一门建设 社会主义的经济科学。 　　

　　文章又说：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只不过是传统庸俗经济学的直接继续，从本质上说仍旧是庸俗的和非科学的，但 这并不等于说它就没有任何合理的和有价值的成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不仅批判地吸收了古典经济学的优秀思想成果，而 且对庸俗经济学的各个流派也采取了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肯定了其中合理的和有价值的因素，而不是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 的。长期以来，政治上的极左路线和思想上的传统保守意识导致中国经济学家“右眼失明”……今天，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们对待传统庸俗经济学的科学态度来重新估价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我们认为，当代西方经济学各派的下列思想成果尤其 不容忽视：凯恩斯的宏观分析方法以及通过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促使流通和消费对生产产生积极反作用的理论；新剑桥学派对 收入分配同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科学地批判、分析、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上述研究成果，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地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北京周报》的文章发表后，很快被日本时事通讯社用电讯传到日本。 　　

　　日本《读卖新闻》刊登了时事通讯社发出的报道——《中国杂志载文明确指出<资本论>失去有效性》，报道歪曲了 文章本意，说“马丁认为《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已失去了有效性，并呼吁大胆采用西方当代经济学的成果” 。 　　

　　12月19日，美国纽约《中报》根据《读卖新闻》的歪曲报道，发表了一篇题为《扬弃学术功利主义》的社论，说 马丁的文章“明白指摘《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已失去其有效性’”，“主张大胆引进凯恩斯等西方近代经济学的 成果”，并在这两点上大做文章。社论还说：“我们希望中国大陆的经济学界扬弃学术功利主义的想法和食洋不化的作风。” 国内的《经济参考》报在未核对原文的情况下，对《中报》的社论作了报道，并在题目中标明社论“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 洋不化”，并说《中报》社论认为“马克思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其实这篇社论并无这样的话，也没有这个意思。海外报 界批评中国经济理论界这种“离经叛道”的事件反馈回来，激起经济理论界的极大关注，同时也引起了中国某些权威“卫道士 ”的极大愤慨，对马丁的文章提出责难，在经济理论界便掀起了一场“马丁风波”。这种根本不看原文，仅凭“内参”、 “ 摘录”（而且是从外国报刊摘录本国文章的不实内容）就胡乱上纲上线大批判的做法，理所当然遭到应有的反击。 　　

　　3月24日，在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召集的一个讨论社会科学发展战略的会上，不少人对此事提出批评。于光远说 ，这场风波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怎么看的问题。他说，尽管马丁的观点有许多我并不同意，但我认为，马丁的文章是重要 的，应当允许其发表，应当引起理论界的注意。他还说，马克思不能解决当前中国的许多问题，《资本论》第二卷关于社会再 生产的公式是不完全的，因为它没有时间因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发展，就需先造成学术自由的空气，允许人们展开讨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朱绍文说，“马丁问题”根本不成问题。还有的专家指出，现在有一种很 不好的现象，如果香港或海外报刊一表扬某人或批评某人，那么这个人在国内肯定要“倒楣”。学术自由、科学得以发展的环 境，目前还未完全形成，“科学无禁区”还没有真正实现。在特别需大胆探索的时候，根本不顾对方的原意，像堂吉诃德同风 车作战似地搞大批判，全凭外国言论来指导理论工作，这种状况不改变，知识分子根本不可能拥有宽松活泼的学术生态环境， 归根结底不利于开放改革的顺利进行。 　　

　　继“马丁事件”后，又有《红旗》杂志推出陈涌批判刘再复文艺观点的长文发表。这也是我主持《红旗》文艺部工作 后遇到的又一大难题。关于这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将另撰专文谈谈其中内幕和个中甘苦。我只想谈一点：当年陈涌文章发表 后，《红旗》颇感孤立，曾召开座谈会力图组织反驳陈涌的文章，造成百家争鸣的气氛。我也曾为此而努力，但理睬者寥寥。 这当中，有一位年轻朋友曾写过一篇文章。十年后，在评职称中，他为这篇文章付出了代价，而我又无权替他说公道话。仅仅 这一细节，便可见在90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仍掌握在什么样的人手上。 　　

　　我想谈的是接着又来了一场批判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的风波。 　　

　　1985年，严秀、弘征和我在湖南讨论《当代杂文选粹》的编辑计划和拟定名单时，已经决定把台湾的柏杨、李敖 、龙应台也包括在内。1986年，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台湾版在大陆开始悄悄流传。趁着去广州开会的机会，我设法弄到 一本。鉴于这本书的内容相当精彩，回京后我马上找严秀商量，是否先出这本书然后才考虑出“选粹”？严秀看书后同意我的 意见，并让我做一些技术性的处理尽快寄给湖南弘征。在此之前，我们已同时写信告诉弘征有关这本书的内容，弘征也复电催 促我赶紧寄书给他。收到后，弘征马上付厂发排。我们预料到，这本尖锐批评中国国民性的书肯定会惹起某些人的愤怒，因此 建议严秀起草一个编后记做必要的说明。 　　

　　排印过程中，在一次《红旗》编辑部的编委、室主任会议里，传达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一段话。大意是：台湾 有位柏杨，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主要讲中国人的国民性实在丑。他的说法，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可是，用这些东西 来激发我们的斗志，我看也有点好处。听了这番传达后，我心里高兴，但对出书事默不作声。我知道，随便在这里透露这类事 情，未必会有好结果。不久，湖南版《丑陋的中国人》出版了。收到样书后，我把《编后记》复印了几份，到《文汇报》在京 召集的一个杂文家座谈会上散发，希望哪一家报纸把它刊出，以扩大影响。时是1986年12月中旬，外地已有大学生游行 ，但是在座的人全都没有料到游行会游出一个惊人的后果，更没想到还与《丑陋的中国人》的命运有什么联系。12月1 9 日，《中国青年报》略加处理后，把这篇短文以《一本值得一读的书》为题，在杂文栏里发表了。接着，此文还被别的报纸转 载。市场传来的消息也不错，此书畅销。 　　

　　好景不长。1987年1月16日晚总书记辞职的消息播出后，《丑陋的中国人》马上变成一本被讨伐的坏书。先是 在一个范围不大的会议上，好几位文化界的老人对此书提出了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在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一位并非执法 部门也非出版部门的负责人竟然有胆子宣布，谁敢卖《丑陋的中国人》，我就派人去封他的书店！与会者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转载了《编后记》的《书刊导报》编辑部赶紧给订户发出一封信，承认他们这期刊登的文章、消息“犯了严重错误，为了尽 量缩小不良影响，请广大读者大力支持，尽快将1月8日的《书刊导报》退给我们。为此，本报编辑部向广大读者致歉，并表 示衷心的谢意”，云云。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使人感到事态的严重，有点像《海瑞罢官》的被推上批判台，预告 着一个什么大的政治运动又要来了，作者、出版者、编辑者则变成了只待判决的罪人，湖南的空气更特别紧张。 　　

　　1月26日，北京《理论信息报》发表李宗凌《对<丑陋的中国人>的几点看法》。 　　

　　1月2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消毒”文章：《民族虚无主义要不得》。 　　

　　3月1日，《光明日报》转载香港《〈明报〉月刊》的文章《中国人丑陋吗？》。在此之前，该报的广告和《博览群 书》第一期卷首“下期要目预告”显示该刊第二期将以头条位置刊出一篇评《丑陋的中国人》的重要文章。几天后，从该报《 文摘报》中缝广告获悉，这篇重要文章的题目有了变动，从而使人明显看出一场批判柏杨和《编后记》的事情正在被一些人作 为一件大事忙碌地进行的印象。何以最后仅仅转载此文，其中有什么内幕，一直无法知悉。 　　

　　3月15日，《新疆日报》发表邵纯的《<丑陋的中国人>读后》。 　　

　　4月份在湖北出版的第四期《学习与实践》刊出爱华的《丑陋的<丑陋的中国人>》，张宿宗的《一面哈哈镜》。 　　

　　第二期（4月出版）《中国图书评论》刊出隋缘的文章，&127;副题为《对柏杨版<丑陋的中国人>“编后记” 的几点想法》。同期还有梁超然的《鲁迅、柏杨异同论》，此文又发表在第三期《文艺理论与批评》上。 　　

　　第六期《作品与争鸣》发表了左达的《中国人与中国文》。 　　

　　第十一期《红旗·内部文稿》发表了华夏志、王凤海的《一本有严重片面性的书》，此文又刊于第五期《河北学刊》 ，署名李友滨、王凤海。 　　

　　与此同时，3月7日，曲啸在他的《对学潮的反思》的报告（看来是以大学生为对象的报告）中，大骂柏杨为“ 民 族的败类，白披了一张中国人的皮”。5月份，新闻出版署举办了一个非法出版物内部展览，并编印一本《部分非法出版物目 录》，其中除了一些内容胡编滥造、低级庸俗的“秘闻”、“野史”和宣扬凶杀强奸的淫秽书刊外，《丑陋的中国人》湖南版 也被编入目录并钉在墙上示众。 　　

　　柏杨毕竟离开大陆好几十年，对这类情况可谓生疏，因而对他在大陆受到如此隆重的批判既不理解而且非常惶恐： 　　中共对海外作家只批评过胡适，那只是建国之初。现在批我是第二个。其中原因我也莫名其妙，我只能这样怀疑，中共的 统战政策是否变了？是否对台湾政策也变了？ 　　

　　他还谈到：“我在大陆还有家人，所以比较担心。” 　　

　　以上是我们的所见所闻。总的看来，大批判阵势远不如1月份传出来的那么浩大。中国毕竟不是1966年，那种一 呼百诺，“全民共讨之”的气氛造不出来了。相反，广大的读者通过种种渠道给严秀、牧惠、弘征鼓劲。有的大批判文章，就 是他们从当地报纸剪下来寄给我们的。 　　

　　一位朋友寄来《书刊导报》和他们要求退回这期报纸的《敬告读者》，信中幽默地说，“我的报纸早就丢失，因此无 法退给他们了”。 　　

　　南京某刊物一位编辑来信说：“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一位博士生收到我给她寄去《红旗－内部文稿》后在信中说：“这二位和您商榷者，真不知是‘何许人也’—— 对 这种‘文革’式的批判也只能用这种‘文革’语言——既不讲逻辑，也不讲事实，又不把握作者的总体思想，截出几句话就上 纲，真不知怎么搞的。其实这篇文章和同期后面那篇《当今西方社会中的悲观主义思潮》放在一起，就够可笑的了。把别国人 所作的社会批评当作人家社会缺点来嘲笑，却又不问问自己到底有没有这类问题，并且有没有这种通过批评以求改进的习惯。 这不是‘昏乱’又是什么？” 　　

　　还有更多的读者和朋友写信、打电话关心我们有没有受到压力，慰问我们。《红旗》批判《苦恋》后我去合肥有缘由 赖少其介绍认识画家黄永厚，其时他对我的身份很不感兴趣，根本不想理我。这回他到北京后第一件事是打电话找我。知道我 基本上平安无事并没有如他担心的早已“进去”后，透了一口大气，并画了一幅刘禹锡赠我。广大的读者则以抢购的行动来声 援，湖南版《丑陋的中国人》销出90万册。 　　

　　压力当然是有的。但是，我们并不打算屈服，一直积极搜罗有关的大批判文章，做反击的准备工作。我们坚信，《丑 陋的中国人》不是一本坏书，是一本爱国的书。那些批判此书的人，有的是没有读懂，有的是存心歪曲，有的是追风向争旗帜 ，有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5月13日，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降温做了一次讲话。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许多领导人 都在主席台上就座，都同台下的听众一起热烈鼓掌表示拥护，会上会下并未听到过任何反对意见（当然，内心如何则很难说） 。6月27日，胡乔木在参观非法出版物展览时提出，对一些问题的处理要很慎重，要注意方式和分寸。而且谈到当时湖南出 版部门被攻得很厉害的四个“人”中的两个“人”（其他两个“人”是周作人和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女人》），他说： 台湾批柏杨的书，大陆也批柏杨的书，但柏杨说：“其实我不是不爱国，只是想要中国人争口气”。对于这类事不要大肆宣传 为好。不然，台湾和大陆都一个样了。《丑陋的中国人》这样的书不能说是反动的，但这本书很偏激，我们要注意区别各种情 况。《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第二个“人”）不要说是“洋金瓶梅”，这样说是帮它作广告。这本书西方开始时争议很大，后 来又肯定了。劳伦斯是英国相当著名的作家。我听一位同志说，萧伯纳在他女儿结婚时将这本书作为礼物赠送给女儿。西方文 艺界现已不讨论这本书了，但美国教会反对这本书。郁达夫曾提出，这样的书应当有一本。大陆的事情确很微妙。本来，柏杨 和他的书如何如何，完全是一个可以平等讨论的属于百家争鸣的问题，如果有地方发表，我们很容易写出一篇有力的驳斥文章 。胡乔木这番话没有什么惊人的新见解，但是，由他的口说出来，而且是在把《丑陋的中国人》列为非法出版物的展览室参观 时说的，其份量就很不一般。这番话一出，《丑陋的中国人》被解禁了。 　　

　　以上几件，都是有缘见诸报刊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靠反对方的舆论加上领导的干涉获得一定程度的解决；除此之外 ，还有难以计数的上不了报刊的“个案”冤沉海底的。限于篇幅，只好说到此了。(牧　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