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六月二十日电(记者李宗博)在此间举行的纪念《大公报》创刊九十八周年暨大公网创建五周年座谈会上，著名中国新闻史专家、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方汉奇说，《大公报》的历史功大于过。

　　方汉奇指出，旧《大公报》犯过错误，也有她的过，但从她的全部历史来看，她的功大于她的过。《大公报》创刊于一九0二年六月十七日，至今已九十八周年了。她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一家报纸，是中国报纸中的老寿星，已经超过《申报》和《字林西报》。在旧中国，《大公报》具有崇高的声望。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起过重大的影响。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时期派往法国采访和会消息的唯一的一名中国记者，就是《大公报》的胡政之。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唯一的一名长驻欧洲的中国战地记者，就是《大公报》的萧乾。在波茨坦会议的现场，在东京湾的米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的日本签字投降仪式的现场，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的现场，都有《大公报》的记者在场。朱启平在米苏里号战舰上所写的那篇题为《日落》的通讯，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经典性的名篇。第一个派记者(曹谷冰)到苏联采访，报道中苏建交后苏联情况的，是《大公报》。第一个派记者(范长江)深入边区，发表系列通讯，向全国公众报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各方面情况的，也是《大公报》。《大公报》曾经出过天津、上海、武汉、重庆、桂林、香港等六个版，日总发行量接近二十万份，这在当时，是一个空前的数字。

　　谈到怎样评价《大公报》过去九十八年的历史，方汉奇说，香港《大公报》复刊以来的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是一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爱港报纸的历史。香港回归以前，为支持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决策，香港回归以后，为香港特区的繁荣和发展，作了大量的工作。贡献是巨大的。至于旧中国时期的近五十年的旧《大公报》的那一段历史。周恩来总理在一九五八年和费彝民谈旧《大公报》的历史贡献时，曾经肯定了三点：即第一，她是爱国的；第二，她是坚持抗日的；第三，她为中国的新闻界培养了众多的杰出的人才。

　　方汉奇认为这一评价是十分中肯的，首先，《大公报》是爱国的。一九0五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她是积极参加的。一九一五年日本强迫中国接受的不平等的二十一条约，她是坚决反对的。段祺瑞内阁发动的满蒙五路对日借款，她也是坚决反对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四日《大公报》上海版因拒绝日本军方的新闻检查，自动停刊。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津、沪、汉、港、桂等版，为了共赴国难，所有资财，荡然无存，所有人员，全部撤退后方。没有在敌人统治下办过一天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港版停刊。社论引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方汉奇举列说，《大公报》是坚持抗日的。民国初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觊觎和侵略，《大公报》是反对的。“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坚决主战，反对妥协，抗日的态度十分坚决。社论中多次提出“和日阀厮拚”，“不胜不止”。言论中没有一个字对抗日发生动摇。

　　张季鸾主持笔政期间，《大公报》坚持抗日立场。一九四一年张季鸾逝世，周恩来在唁电中盛赞张是“文坛巨擘，报界宗师”，毛泽东则在唁电中盛赞张“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给《大公报》和张的抗日立场以很高的评价。张去世后，《大公报》的这一立场没有变。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日军攻占独山后，曾发表社论，强烈批评国民党当局所宣扬的“以空间换时间”的说法。

　　方汉奇指出，《大公报》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和输送了大量的人才。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为近代以来的一百零八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设立了专门的辞条，其中《大公报》人有十二条(包括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范长江、杨刚、彭子冈、徐盈、萧乾等)，占九分之一。

　　《大公报》培养出来的著名的经营管理人才如曹谷冰、金诚夫、李子宽、费彝民、王文彬；著名主笔如王芸生、徐铸成、李侠文、蒋荫恩、曾敏之、谭文瑞；著名记者如范长江、萧乾、杨刚、子冈、徐盈、孟秋江、朱启平；著名政论家梁厚甫、著名报刊活动家金庸等等，不仅蜚声于时，在两岸三地和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方汉奇认为，《大公报》的贡献，还表现在她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大公报》的社论、星期评论、副刊和新闻通讯极具特色，成为当时新闻界的四绝。有用人制度上，《大公报》坚持不拘一格，任人唯贤的原则。不论资排辈，不养“圣人”、“贤人”。此外，《大公报》还执行编辑记者定期交换的制度，和由编辑部出身的人担任经理的制度。这些，对于现在的传媒也不乏借鉴之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