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

　　提要：“说在越战悲剧中受到重创的方方面面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例外论”传统。美国一直迷信自己的价值观念无与伦比并可以推及全世界，而自越战以来，就这些价值观念的意义以及是否还应该不遗余力地加以促进和捍卫引起了重大分歧。这些分歧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后，除非美国就这些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一致，否则它仍不会消除越南战争的阴影。”

　　不太久之前，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和我一起追忆他当总统以及我们在政府供职的那段日子。随着时光流逝，大多数往事都变得模糊不清，但我们共有的一个经历永远不会从我们的脑海中抹去，那就是最后一批美国人以及大批难民从美国驻西贡大使馆的屋顶上撤离的那一天。

　　1975年4月的最后一日，福特和我单独呆在各自的屋里：他在椭圆形办公室，我则在安全顾问的官邸。五角大楼不时打来电话报告每架直升机的撤离情况。一个月来，我们一直疲于调解部门内部无休无止的争论：是加速最后一批美国人的撤离行动以避免不必要的危险，还是延长撤离时间以允许最大限度的越南人逃离；是放弃向国会提出援助越南的请求，还是继续提出申请。福特和我一直力争放慢撤离速度以及坚持援助申请。福特总统占了上风，他的坚决支持使13万越南人能够逃离灭顶之灾。

　　在越南悲剧中受到重创的方方面面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例外论”传统。曾几何时，几乎是全球都信仰我们的价值观念的无与伦比性以及它们在世界各地的意义。如今，这些价值观念的意义以及我们是否还应该不遗余力地促进和捍卫它们引起了激烈分歧。自那以来，这些分歧对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实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美国例外论的黄金时代进入印度支那的一代人就是所谓的最伟大的一代人。这代人制订的战略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趋于稳定、使欧洲得以重建、使德国和日本与其它国家和睦共处，并遏制住苏联向欧洲和朝鲜半岛的推进势头。这种战略综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以及从新政实行时期得到的哲学，集中精力遏制苏联的入侵，并在美国保护下一些地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而使共产党没有机会在这些国家的内部兴风作浪。

　　在这一时期，美国在冷战的做法一向引起严重分歧，尤其是在知识界和学术界。他们的看法是，要么共产主义的威胁被夸大了，要么美国为了维持它自称为自由捍卫者的地位而与太多受质疑的政府建立联系。但他们的批评局限于具体政策是否明智，而不是这些政策所基于的价值观念的意义。

　　随着肯尼迪时代的到来，这位新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对这项政策进行了最全面的阐述。他承诺美国将“付出任何代价，肩负任何重担，迎接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的生存和成功”。当时，实际上没人反对这种承诺，也没人反对印度支那是捍卫自由的必要前哨这一流行看法。

　　在肯尼迪准备就职之际，艾森豪威尔建议美国向老挝提供军事援助，如果北越继续在那里采取干预行动的话。肯尼迪在上任的两个月之内，把海军陆战队派到与老挝毗邻的泰国。他后来停止直接干预(尽管中央情报局采取了秘密行动)。但到了1961年12月，河内通过老挝领土向南越提供援助，并加剧了游击战。肯尼迪开始向南越派遣军事“顾问”。到了1963年年底，这种顾问数量达到1.6万。林登·约翰逊总统更是变本加厉。到约翰逊离职时，美国派往南越的作战部队已超过50万。再次，没人对如此大规模的部署行动提出强烈反对，无论是政府内部还是政府以外都是如此。尽管后来人们把这个决定归咎于约翰逊，实际上是肯尼迪最亲密的顾问——麦乔治·邦迪、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迪安·腊斯克——敦促采取这种升级行动的。

　　到约翰逊下台之际，人们开始产生失望的情绪。在以前每场美国战争中发挥作用的战略——通过消耗来制服对手——不可能用来对付游击队员，因为这些人不是去保卫具体的领土，因此不会选择何时何地去打仗。印度支那的非共产主义国家也不符合我们欧洲盟国制订的民主标准，从而使人们对战争的道德目的提出质疑。而对那些作出派遣美国军队的决定的人而言，越来越大的自我怀疑加重了肯尼迪遇刺引起的失望情绪。

　　尽管领导人受到这种困扰，持批评态度者对美国卷入外国行动的真正实质提出挑战。他们认为，战争是不可能获胜的，它的代价超过好处。这种看法的蔓延速度与美国的部署行动一样快。一开始，持怀疑态度者老是想着如何找到体面的方法撤离。但在几个月之内，美国例外论本身受到质疑。抗议者越来越强烈地认为，这场危机的最终原因不是判断错误，而是美国生活中的道德风气的堕落。对激进的抗议者来说，共产党在印度支那取得的胜利——近二十年来美国的两党政府一直想方设法阻挠他们取得胜利——是值得在全国大搞净化运动的。持批评态度者不再对美国是否值得这样做提出质疑，而是对美国在越南乃至在世界各地的行动发出疑问。在越南战争期间，著名美国人士对敌对国家的首都进行了引人瞩目的访问——这可是破天荒头一回。

　　到理查德·尼克松当选总统之时，战线业已划定。使我们陷入困境的权势集团士气低落，放弃了拯救任务。他们把阵地让给抗议者，或者加入他们的行列攻击尼克松政府目光短浅。激进的抗议者肯定自己在道德方面优人一等，认为为实现目标没有必要采取克制态度。通过走上街头抗议和有意挑战任何权威——从大学到美国政府——他们设法推翻任何旨在证明美国在二战后制订的政策所基于的价值观念是正确的任何政策。

　　尼克松正是在这种困境之中上台的。他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摆脱这一困境，而实际上是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不过，尽管他也猛烈攻击权势集团，他也是“最伟大一代人”的产物。他想方设法满足温和的批评者提出的体面撤离的要求。尼克松在开始与越南政治局委员黎德寿首次谈判时，提出美军撤离的时间表以及能让南越人民拥有真正选择的种种方案。尼克松不会接受——直到最后河内也没有停止要求过——的是强行成立共产主义政府。

　　当结果证明经过谈判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时候，尼克松单方履行他作出的使美军撤出越南的竞选承诺。到尼克松第一任期结束之际，他在这一过程中把约翰逊政府末期美方每月的伤亡数量从1200人减至每月30人。并且他单方把美军人数从55万减少到3万。

　　这一进程中的许多阶段引起极大争议，它们应该受到很大重视。越南问题引起的分歧使得许多文章把注意力集中在尼克松有意延长战争和牺牲美国人的生命上面，暗指他拒绝采纳某种体面的方式。

　　知识界的类似分歧加深了政治分歧。我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知识分子很少在政府中得到很高的职位。如果他们想影响政策，就不得不就较长期问题撰写长篇大论。肯尼迪政府唤醒他们想谋求政治权力的意识，他们想参加政府内部的政策讨论。在这一进程中，他们分为两派——在政府中谋求职位的人和革命者。谋求职位者对决策者们亦步亦趋；革命者则支持抗议运动的观点。无论是哪一种人，他们加深了美国的分歧，而不是帮助克服这些分歧。公正评价越南战争仍然是我们的难题——不是如何对个别总统作出公正的历史评价，而是找出一个国家悲剧的历史真相。

　　自从越南战争结束以来，美国的决策者们主要分为三派：

　　●一派主张把50年代和60年代的冷战策略运用到新的局势之中。

　　●一派是在克林顿执政时期获得高位的抗议越南战争运动的成员。

　　●一派是并不记得越南战争引起分歧的新一代。他们如今面临的世界与要么造就冷战斗士，要么造就越南战争抗议者的世界大相径庭。

　　由于受到越南战争的震动，许多自由派人士和知识分子撤出战略领域，在可以通过不使用军事力量就能得到解决的“软问题”上重新定义例外论。结果，传统美国战略基本上成为保守派和非保守派这两个词的出处。一向对遥远战场感到不满的美国右派集中精力掀起大规模的反共产主义运动和维持战略平衡，尤其是军备控制谈判方面的平衡。在里根执政期间，这一派人的苏联对手由于几十年来的过度扩张而遭到削弱，他们因此取得了巨大成就。

　　不过，随着苏联的解体，修改国家战略以适应冷战后世界的必要性令许多保守分子大受困扰。在里根下台之后，他的一些追随者继续强调他的言论，但却忽视了他在80年代制订的精明战略。他们似乎分为两派(尤其是非保守派集切)，一派寻求一个新危险来取代苏联，另一派则谋求重新给美国例外论下定义以便在全球推动民主。在大多数时候，中国被当作是个目标。

　　克林顿政府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开明派人士——从越南战争中得出的结论对传统美国对外政策构成了重大挑战。他们把冷战看作是误会，如果不是美国发明创造的话。他们在国家利益的概念面前退缩了，不相信动用武力，除非出于某些“不自私”的理由——这就是说，没有涉及美国的特定国家利益。克林顿总统在许多场合下和在许多大洲上，对其前任的行动表示道歉，他有意把这些行动说成源于冷战态度。但冷战不是想象出来的；这涉及生存问题和国家目的。对从艾森豪威尔到布什等美国总统的这种低毁——基本是十分不正确的——使人们对美国态度的坚定性产生怀疑，即使是在政府进行道歉的时候。

　　为50年美国历史进行的道歉与对动用美国力量的不安情绪相一致。例如，在科索沃，北约的行动使传统国家利益上升到全球人道主义原则。所有领导人都把这一主张当作是此次雄心勃勃行动的显著特征。但6个月后，还是这些领导人由于担心俄罗斯的力量而不愿把科索沃原则运用到车臣——这里的平民伤亡人数要大得多——问题上。那些自封的道德家所制订的对外政策兜了个圈子(有点虚伪)又回到那个著名的行为准则——在对外政策方面，没有不可能的事，对外政策是相对学。

　　或者考虑一下克林顿政府对伊拉克的态度与对科索沃态度之间的区别。1998年12月，伊拉克把作为结束海湾战争的条件而驻扎在那里的联合国核查人员赶走了，从而使我们遭受战略失败。政府的反应是在四个夜晚进行轰炸。但三个月后，它却连续78天不停歇地轰炸南斯拉夫，其目的是为了追求所谓的人道主义利益。这两次行动都是在不愿意接受最终转嫁到美国公众身上的伤亡的情况下实施的，而对其对手而言，却不涉及什么重大利益。不过矛盾的是，对国内骚动的担心以及是否动用美国力量的矛盾心理到头来使危机更加频繁并使其更加难以解决。也许

　　正因如此，克林顿政府卷入的毫无结果的军事行动比以往任何一届政府都要多。

　　越南战争使新的一代人分为两大阵营：一个阵营谋求不冒任何风险地运用我们的价值观念，另一阵营令人难以捉摸地为我们的国家战略寻找一个焦点。这并不是因为这一代人受到印度支那战争引起的争论的困扰，他们基本上并不熟悉这些战争。也不是因为他们对利已主义行为抱有内疚感，他们在经济活动中一直竭尽全力地谋求这种自我利益。但他们对这段历史或者我们的国家政策几乎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在国际政坛中缺少方向感。对他们形成诱惑的是，克林顿的那种不冒风险地令全球感到满足的概念以及精明地追求自我利益将最终带来全球和解的这种看法。

　　这样一种做法是有可能的，这仅仅是因为我们的世界如今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爆发大战的危险。在这样一个世界，美国领导人中冷战后一代人(不管脱胎于抗议运动还是毕业于商学院)发现，很难想象对外政策仅仅包括对世界上其它地区给予指导的内容。这使我们的外交活动充其量只不过是履行美国的议事日程。当巨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与自以为高人一等和自以为公正善良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支配变得令人不愉快，领导地位逐渐被看作是霸权主义。但霸权主义帝国几乎全都自然而然地招致全球抵制。

　　经济学不会为国家战略提供一个替代品。全球化世界只有通过社会的动乱和紧张局势才会实现。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仍然是解决这些危机的政治单位，它本身正在经历变革。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正在解体，要么变成种族实体，要么加入了更大的地区集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构成的政治难题是以前哪个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

　　如果我们的新一代国家领导人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难于解释国家利益的概念，或者把使用武力当作最后一招，他们就不会实现道德上的升华，而是逐渐陷于瘫痪状态。当然，任何国家利益的概念都不会成为美国概念，如果它不来源于我们的民主传统，也不关注集体安全的话。但我们必须准备好面对现实带来的一些难题。对我们的生存而言，我们必须设法预防什么，而不管这意味着多大的痛苦?对我们自身而言，我们必须试图实现什么，而不管取得一致有多么困难?我们有必要纠正什么错误?什么既超出我们的能力，也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不会消除越南战争的阴影——也不能够解决新的难题——除非我们能够在这些问题上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一致。这要求辩论者之间相互尊重，相信——在越南战争期间人们几乎失去了这种信心——我们参与了一个共同的事业，而不是为了结束一场战争。我们的政治领导人也许在竞选总统期间避开这些问题，但一旦进入椭圆形办公室，获胜者就不能够逃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