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对象：　　陈汉元(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长)

　　朱景和(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副会长)

　　刘习良(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顾问)

　　孙曾田(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纪录片部编导)

　　尊重个体生命制作风格多样

　　记者：中国的电视纪录片近10年来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能否用比较概括、精练的语言描述一下中国电视纪录片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陈汉元：依我个人观察，最大的进步表现在对人的尊重，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上。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不管是电视媒体还是创作者，都把镜头对准了人，体现了对拍摄对象的尊重，对从集体生命到个体生命的尊重。在纪录片中，创作者尽量淡化自己的主观色彩，把主观想法尽量隐藏，同时对片子及片中主人公给予了人文的思考和人文的关怀。曾经有一段时期，中国纪录片的创作者们喜欢在片中对被拍摄对象的存在和发展说三道四，解说词不是被拍摄对象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感悟，有越俎代疱的痕迹。而现在，同期声的广泛运用，被拍摄对象的声音更多了，创作者的主观意图隐蔽得越来越巧妙。纪录片的制作质量在稳步提高。二是对观赏者的尊重。过去有些纪录片有强加于观众的现象，说教的意味很浓，唯恐观众不懂，这是对观众的不尊重。

　　现在，这种现象在纪录片中越来越少了。

　　记者：刚刚结束的第18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评选中，纪录片有12部作品获奖，这堪称是对近期中国电视纪录片的一次大检阅。这12部作品的风格样式好像比前些年丰富了许多。

　　朱景和：我国纪录片从创作方法和作品风格单一到多样化，花了十几年时间，本届金鹰奖参评纪录片清楚地显示出这一变化。这是一个大进步。其突出特点是：多种创作方法各显所长，不同艺术风格争奇斗妍。注重综合手段具有中国特色的纪实—写意型、以声画同步采访见长的写实型和政论色彩的思辨型，均有佳作涌现。这体现了近几年来实践、探索的可喜进展。

　　历史题材的长纪录片中，《共和国外交风云》(第18届金鹰奖最佳纪录片)、《新中国》、《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八千湘女上天山》、《中国红十字》、《逃亡上海》等都是1999年纪实—写意风格的代表性优秀之作。其共同的特点是以丰富的影视资料为基础，加入大量权威性访谈，辅以少而精的解说词及其它艺术手段，表现为纪实—写意式文献片。它既不同于传统的“格里尔逊式”，又不同于访谈纪录片。史学家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和艺术家的激情、形象思维相结合；对浩如瀚海的史料去粗取精，对权威性访谈的准确使用，是史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并重，兼有政论色彩的影视纪实佳作。这是最近几年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样式。

　　如《共和国外交风云》运用大量“揭秘性”史料，为展现风云变幻的中国外交史增添光彩，为作品增添了魅力；16集《新中国》将历史资料、现实画面和当事人访谈有机结合，叙事客观，分析冷静，艺术地再现我国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逃亡上海》用的同一手法。创作者的纪实写意风格使“控诉纳粹”这一老主题充满新意。作品具有东方神韵，令人耳目一新。

　　记者：纪实跟踪的采访手段是中国纪录片近年创作中采用最多的方法之一，近期这方面的创作有新的突破吗？

　　朱景和：比较突出的有纪录片《最后的马帮》、《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亚心与牧羊人》等几部作品。《最后的马帮》拍摄的对象是居住在那里的独龙族同胞。他们半年时间被大雪阻隔，与内地中断联系，全靠“马帮”输送粮食、药品和书报信件。作品生动地记录了往返于“死亡河谷”驿道上人马的艰辛，以及公路即将通车之际最后一次险象丛生的旅途经历。作品的成功在于出色的跟踪拍摄。自然环境艰苦而复杂，恶劣的气候变化无常，拍摄却能做到角度丰富，构图、景别、用光适当；画面与声音同步产生，准确生动地记录下马帮的各种活动。《亚心与牧羊人》、《我的小学》都是选取普通人的一段经历如实记录，以这段经历的典型性为内容，以未知结果的跟踪为悬念，以淡化技巧为技巧，揭示平凡中的不凡、质朴中的光华。

　　写实风格的纪录片特有的审美功能在于，以自然主义为艺术手段和技巧，从平凡、平淡中发掘人生之光、伦理火花。

　　(转自《文汇报》记者：包明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