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岚· 　　北京聚集着这样一批青年才俊：他们出生于五十年代，“文革”动乱中下乡 插队，恢复高考后考进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改革开放后远赴海外留学，学成后回国，淋漓尽致地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每个领域都有这样的杰出人才，经济学领域也不例外。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就是其中突出的 一位。八十年代，他在国家体改委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工作，提出的许多改革建议被决策部门采纳或作为决策参考。九十 年代，他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选择北大作为他从事研究和教学的基地。

　　做一个有独立思想的学者，同时把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提供给下一代，这就是张维迎的理想。

　　　　　　　　　　　从黄土地上脱颖而出

　　谦逊、低调、不事张扬，踏踏实实地做学问，认认真真地教学生，是张维迎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行遍千山万 水，受过中西教育，他的身上，始终保有黄土地留给他的朴实的烙印。

　　一九五九年，张维迎出生在陕北的一个农民家庭。那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地方，连饭都吃不饱。父母吃过目不识丁 的苦头，一心指望儿子读好书，将来出人头地。而张维迎也很争气，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从电台里听到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的那天早晨，张维迎正要出门上山秋收，那时他是村里的团支部书记兼会计。 在一位老师的热情鼓励下，他开始了紧张的复习。西北大学录取了他。这是陕西省最好的综合性大学，他在这里攻读政治经济 学专业。

　　在大学里，张维迎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但学习成绩最好。毕业后考研究生，就是很自然的事。读了研究生，他才 发现，自己对经济学的感觉不一样了，觉得自己有潜力，可以触摸到经济学的精髓。于是，组织读书班，参加学术研讨会，发 表文章，张维迎表现得很活跃。

　　八十年代初中期，价格改革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具有深厚的微观经济学功底的张维迎认为，“价格机制”是整个 经济体制的“中枢神经”。他从农产品价格改革中得到启示，提出了“双轨制”的思想：旧价格用旧办法，新价格用新办法， 然后逐步放开，建立一个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

　　一篇题为《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的论文在张维迎的笔下诞生，发表在当时的国务院技术 经济研究中心的《专家建议》上。这篇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文章得到正在组建体改所的高尚全的欣 赏。在其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理论研讨会上，该论文再度作为最有价值的理论方案引起轰动，成为研讨会向中 共决策层报告价格改革思路的基础，对随后的价格改革起到了相当有份量的作用。

　　　　　　　　　　　体改委六年提出许多决策参考

　　张维迎的名字，开始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而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北京，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更使他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当时，外贸问题凸显，出口猛跌，外汇储备剧减。不久，他和李剑阁合作的《关于调整人民币汇率 以及开放外汇调剂市场的建议》一文发表，首先提出了从汇率和外汇市场入手来解决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新思路。时任副总理 的姚依林特地委托张维迎和黄江南主持了“外汇外贸问题专题研究组”。

　　在国家体改委的六年里，张维迎还提出了许多对国家决策部门制定政策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建议：

　　————与宋国青一起，首次提出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分析宏观经济平衡的思路，发表多篇论文和一本专 著，多次向国务院领导汇报，对八十年代中后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次提出“将市场机制引入工资决定”的改革建议，被广泛接受；

　　————系统研究了企业家的职能、素质和生存环境，是国内最早研究企业家的学者，首次提出从“学而优则仕 ”到

　　“学而优则商”的观点，论证了“造就企业家队伍的核心是改革所有制”的命题，推动了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

　　……

　　至今回想起来，张维迎对自己的那些辉煌的业绩看得很淡。他说：“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不管在哪里 ，都应该做些有意义的事。那时身在政府研究部门，理所当然地要为决策部门提供决策参考。但作为一个学者，不能把政府的 需要当成自己的目标。如果每个学者的建议都被政府部门采纳，那他大概就不能算是一个学者了。而且，一个聪明的政治家也 是善于听取各种意见，兼收并蓄的。”

　　　　　　　　　　　博士论文成最畅销学术著作

　　张维迎是一个不断地向自我挑战的人。事实上，在八十年代，他已经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经济学家。但他没有因 此而陶醉。一九八七年，一个新的机会降临了。他到牛津大学做一年的访问学生。牛津的学习令他眼界大开。自己过往在国内 通过自学接触到的那点西方经济学真的是微不足道。他自言，就好象是“从窗户上的一个小孔所看到的一角街景”。张维迎没 有按照惯有的项目要求跟着导师学习经济政策分析，他主动请求学习微观经济学。后来他又到牛津攻读博士学位。　　　　　

　　知难而进，这本身就是张维迎的性格。同样，他也尝到了苦尽甘来的喜悦。一九九四年，他完成了《企业的企业 家－契约理论》的博士论文。他在这篇论文中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企业中，为什么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 本？

　　张维迎说：“资本雇佣劳动，在西方已成经典。而我反过来提出为什么劳动不能雇佣资本，这是我对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深刻思考的突破口。这个命题对西方有经典意义，对中国有现实意义。”　　这篇论文的初稿即获 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他提出的“国有资本变债权，非国有资本变股权”的改革思路被美国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 专家Lardy教授称为“张氏定理”；一九九五年这篇论文在国内出版后，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最畅销的学术著 作，被其他学者广泛引用，是其后三年间被引证最多的论著；一九九八年获得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这本 书成为许多经济学研究生人手一册的必读书……

　　　　　　　　　　　选择北大从事学术研究与教学

　　牛津留学的经历，对张维迎影响最大的是那种做学问的态度。他看到那些学者心态都很平和，他们的学问哪怕只 有几个知音、同行欣赏，就很满足了。而中国的一些学者追求的是社会名流的心理，只要有一些名气，大家都来找你。于是学 问越做越浮。他不想成为这种学者中的一员，只想做一个有独立思想的学者。

　　做学问，就要去大学，去大学就要去最好的大学。他选择了北大。他喜欢北大那种开放的、倡导个性的学术氛围 。起初，他设想在某个一流大学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主要以归国博士为主的教学研究机构。不久他遇到留美学者易纲和早先留 学回国的林毅夫，大家不谋而合。于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他们的努力下成立了。一九九七年，应厉以宁之邀，张维迎 移师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后出任副院长。　　

　　张维迎现在的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与研究两方面。作为著名的学者，他也有不少社会活动，但许多都被他推掉了。 他笑言，如果用经济学知识谋取经济利益也是可以的，比如给企业讲课就可以赚很多钱，但他不这样做。

　　他说：“作为一个学者，应该对未来社会认识世界提供一个新东西。从我个人来说，我追求一种独立的思想。我 怎么认识就怎么说，这是学者应有的品质。如果别人说过的你再重复，这是毫无意义的。比如说一种现象有十个原因，别人找 到了九个，你找到了第十个，或者你找到了第十一个，这就是你的成绩。学者的思路应该是这样的，应排除别人说过的东西。 这是学者应该追求的目标。”

　　近几年，张维迎在企业理论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与政策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在经济学界和政府有关部门 产生了广泛影响。比如：

　　——《决策权，剩余索取权和绩效：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运作的一个理论分析》，认为中国过去十几年的企业改革 在解决经营者短期激励方面是相对成功的，但在解决经营者选择机制方面是不成功的，原因在于企业经理仍然是由政府官员选 择而不是由真正承担风险的资本所有者选择；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性思考》、《从资本结构看国有企业重组》和《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 问题》，运用现代企业理论分析了国有企业高负债的原因，国家控股公司改革思路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国有资本变债权、非 国有资本变股权”的改革思路；　　

　　——《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提出“国家所有制下企业家不可能”，认为，在国有制条件下，政企分开不 可能，所有权约束不可能，解决经营者行为短期化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不可能，经营者与职工制衡关系也不可能。

　　……

　　讲究仪表的张维迎上课时总是衣冠楚楚。他说这是对学生的尊重，也可以使课堂显得庄重、正式。他希望把一种 新的意识灌输给学生。他提倡少说多做，不争论。你说别人不行，你拿出你行的来。他送给学生两句话：第一，“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要成为经济学大师，就要一步一步开始。第二，“将军赶路，不追小兔。”有一个目标，就不要为眼前的利益所 迷惑。他常常告诫学生，在读研究生期间，不要为了赚钱而轻易发表文章，一定要把基础打牢。不要让别人因为看多了你的名 字而记住你，要让人家看了你的文章而记住你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