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指标上看，中国已经是创新大国了。”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院务委员兼科研管理办公室主任高昌林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科研人员和世界第二多的SCI论文数量后，中国还是走不出一个乔布斯，甚至谈不上是创新强国。在昨天举行的浦江创新论坛上，多位专家拥有一个共同的观点，中国在商业模式上缺乏创新。
国货为何不好卖
在世界创新研究院院长、国家高科技战略研究组组长马俊如眼里，中国不少领域的科研水平并不比西方国家差，但是进口300万美元一台的科研仪器，却让他犯了难，尽管知道国货的质量功能和洋货相差无几，最终他还是和大多数人一样，选择了外国货。他说，不是怕中国货质量不好，而是怕买来之后出问题不知道找谁。
“现在已经不是靠广告忽悠就能把东西卖出去的时代了，国外一个先进的商业理念是卖后续技术支持，甚至产品都能送给你。”马俊如说。相比于外国产品，中国产品的后续服务是不够到位的，这使得面对同样产品，国人常会弃“中”选“外”。
“从星巴克、沃尔玛到风靡全球的苹果手机，它们都并不在技术上‘技高一筹’，而是开创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党组副书记丁磊说。
创新是“向钱看”的，丁磊说，创新就是创造经济价值，资本是其真正的推动力，如果把企业比作植物，那么政府就如同温室，要长成参天大树，必须把植物移植到真正自然的环境中去，因此，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对企业的发展影响巨大，可惜的是，很多中国人对此好像并不重视。
给产业化泼点冷水
中国人急着让科技变成钱，近年来一个很热的提法就是产业化。高昌林说：“现在很多人恨不得一边创造知识，另一边就产业化，这是不对的。”在他看来，很多技术并不适合产业化，或者说，并不适合当前就产业化，竭力强调产业化的结果是，让企业的技术储备消耗殆尽。
华为是中国创新型企业中的佼佼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它就拥有数千项技术专利，站在新的历史发展点上四处眺望，华为却发现，在国内几乎没有小型的创意公司可以收购。
企业是创新的“排头兵”，它的内在动力就是想方设法创造经济财富，马俊如表示，许多世界级的大企业，都是依靠收购别人的发明发展壮大的，这些提供发明的机构多是大学和科研院所。然而在中国，华为发现，他们找不到这样的来源，本该是企业创新后盾和帮手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竟也纷纷搞起了产业化，成了企业的“竞争对手”，这样一来，中国企业失去了成长为参天大树的“养料”。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创新环境中系统分工不明确造成的，实际上是各个机构使命定位和运行机制的脱节。“让科研机构搞产业化、让企业搞研发，实际上都抹杀了两者的优势，企业在商业模式上的探索相对就少了。”薛澜说。
创新不是引进几个科学家
和企业“抢饭碗”，高校和科研院所也有“难言之隐”，这是一道自1985年科研体制改革就遗留下来的难题——如果不争取项目和科研经费，这些机构就可能面临“无米之炊”的尴尬。
根据2009年中国社科院做的博士生工资调研显示，进了企业的博士生平均能拿7000多元排在首位，而科研机构博士生平均工资仅为4000余元，最低是高校3000多元。“要让公立研究机构不揽企业的活儿，国家应该给出相应的经费保障。”薛澜说，“不然，创新分工不明的事难以根治。”
长期以来，奖励的天平还是难以倾向这些探索商业模式创新的人才。马俊如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说，地方官员的招商引资，最看重的还是专利多少和科学家的头衔，如果是经营管理的人才，优惠就要大打折扣。
“美国60%的创新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并且也能被授予专利，相比之下，中国这方面的专利就少得可怜了。”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说。
“并不是一个地方、一个企业引入一个或几个科学家就是创新了，要搞创新，科学家一定要先变身企业家。有了经济头脑，创新才会有市场竞争力。”马俊如说。
本报记者 沈湫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