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富翁"迅富返贫暴露中国城市化进程新矛盾

　　原本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生活，因为拆迁安置获得几百万元的补偿款成为“拆迁富翁”，而这来得太容易的“幸福”又在盲目投资和挥霍消费中迅速消失殆尽——近期，一则报道浙江拆迁农民挥霍拆迁款“迅富迅贫”的新闻引发中国社会的关注和讨论。

　　据报道，杭州城郊一些村民原以种菜为生，虽称不上富裕，但村庄宁静祥和。前几年，村民们因拆迁补偿而富起来后，不少人终日无所事事，有的靠打麻将度日，很多人因无度挥霍而返贫。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化进程较快的经济发达地区，类似的问题早已凸显。几年前，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扩建范围内的顺义区龙山、塔河等6村整建制拆迁，有些拆迁农民拿到补偿款后就出现挥霍和盲目投资现象，最终返贫。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拆迁户亲人之间大打出手、夫妻反目争夺宅欠款，以及“迅富”家庭的孩子厌学、炫富的现象。

　　伴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拆迁安置引发的问题已经不仅是农民利益的补偿，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正在逐步暴露。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政府必须高度重视“拆迁致富”这一城市化进程中的新的“衍生物”，引导农民合理使用和打理好拆迁款，使他们能真正融入城市、适应城市的生活。

　　他认为，目前，中国的拆迁安置普遍存在“一锤子”买卖现象，缺乏科学、系统、细致的规划和体制跟进。

　　在中国，土地既有保障功能同时也兼具生活功能，在失去土地又缺乏其他基本的生存技能的情况下，“拆迁富翁”挥霍式消费势必坐吃山空，而随着市场准入门槛的提高，没有了土地作为缓冲，转型农民创业的成本和风险也会增加，盲目投资势必血本无归。

　　“货币补偿仅仅是一个市场手段，要把给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和技能培养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进拆迁人口管理制度化建设。否则这个失去赖以生存土地的群体一旦返贫，必将成为整个社会的包袱，影响社会稳定。”安徽大学社会学教授范和生说。

　　在中国农业和人口大省安徽，城市大建设浪潮下诞生了许多拆迁农民安置小区，许多农民家里一下子拥有了几套住房。一些人干脆辞掉了工作，靠收房租、打麻将消磨时间。

　　家住合肥市蜀山区井岗镇的农妇朱艳秋和丈夫以前靠种地和打工为生，得到上百万的拆迁补偿款后，除了存钱给孩子上学，夫妻俩把大部分钱用来投资小生意。但由于经营不善生意越做越差，丈夫干脆不管了，经常买醉而归，眼看存折上的钱越来越少，夫妻间的口角也越来越多。

　　“有钱了住楼房了，是很高兴，可是没地没技术也没有经营头脑，既找不到好工作也做不好生意，能不发愁吗？总不能靠银行存款过一辈子吧。”朱艳秋说。

　　对于未来的日子，朱艳秋依然没有规划，她只是希望丈夫不要把给孩子上学的钱花光了。她告诉记者，安置小区里游手好闲的人明显多了起来，有不少还是20多岁的年轻人，“很多是没考上大学的，又不愿去打工，无非是上网、打牌、闹事”。

　　安徽省知名社会学家王开玉指出，当下最迫切的是，政府要想办法让失地农民的财富有造血功能，帮助他们持续致富，同时加强对这类特殊人群的心理和观念引导，让他们以新的角色更积极地投入城市生活。

　　据了解，合肥市经开区三年前开始探索“就业有岗位、生活有保障、管理服务网格化、文化活动多样化”的安置体系，通过联系企业、政府购买岗位、鼓励自主创业和劳务输出等多种方式，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

　　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书记姚卫东说，目前这里世居居民的每年人均纯收入是1.5万元，而15年前小区刚建立时，他们的人均年收入仅为1700元。

　　农业和社会专家建议，政府可以采取货币安置、招工安置、农业安置、划地安置、住房安置等多种安置方法相结合的方式，给予失地农民必要的专业指导，同时鼓励引导发展二、三产业，为他们提供更加宽松的投资创业环境。此外，通过集中归并、资产量化、统一经营等形式，实现集体资产产权变股权，让失地农民的财富具备造血功能。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是古训。”李国祥强调，在现代化道路上无法绕开的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一定要处理好市场与公共服务的关系。新华社记者 李云路 蔡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