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的“七年计划”为何不完美

　　市场的计划是说明性的，不是处方式的

　　不论遵循哪种意识形态，在应对当今政治经济和经济政策时，不能放弃“计划”这个工具。计划决定着时间和空间上的未来。

　　我所说的计划，不是依照行政目标对资源进行强行再分配，这种对生产方式的干涉模式已经消失在历史中。但是计划并不只有一面。如今，在许多中东欧国家的大学里，已经见不到曾经的计划部门。而在许多公司，都会设立一个专门的计划部门。

　　有效的管理，不是我们常常会想到的微观经济层面上的规划，比如最基本的供应、制造、销售和资金流动等因素。这些会给管理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在不确定和不稳定的条件下进行管理，需要必要的灵活性去实现动态性的前瞻管理，而不是在微观层面抠数据。我们永远要打好足够的提前量，放眼未来。做好2014—2016年计划的一年后，你需要把框架推移到2015—2017年，然后是2016—2018年，依此类推。

　　欧盟的七年计划

　　这个问题在宏观领域，也就是在国家和全球领域里要复杂得多。与此相伴的还有区域组织，需要更复杂的规划考量。毫无疑问，尽管存在不少瑕疵，欧盟在这个领域是领头羊，特别是在公共金融领域，其规划年限以7年划分，在2007—2013年度计划后，下一个周期是2014—2020年。

　　用稍带审视的眼光看看欧盟通过寻求妥协来通过预算的艰难，不难看出尽管并不算完美，但欧盟的多国金融计划机制在分配这1万亿欧元的“救市计划”时，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

　　共同的欧盟预算在发展中应基于两个条件：首先，支出结构必须改进以更利于促进增长，也就是完成从农业补贴到增加人力、基础设施和研发投入的巨大转变。其次，各国预算应相对降低，因为更多的任务需要在欧盟层面进行协调，包括增强欧盟内部社会团结、增强其在国际市场竞争力。

　　不幸的是，欧盟国家大多只强调各自的特殊性和目的，不是尽量盘算着在欧洲公共基金的少付钱，就是希望从中多拿钱，或者兼而有之，使得基金不仅无法完成长远目标，就连在短期目标上达成一致也成为奢望，因为年限只有短短的7年。

　　未来实施计划是必须的

　　计划同许多领域相关，特别是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研发和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和很多实行计划的国家一样，我所说的计划并不是旧时代“处方式”计划那样的强制性，而是说明性的。

　　一方面用来向公众和商界说明变革的方向，另一方面创造出宏观的、机制性的、文化和政治条件以达到既定目标。制定这样的计划需要考虑众多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带来的革新。在民主辩论中，公民社会的参与，特别是非政府组织也需要考虑充分参与其中。说明性的计划对私有企业而言，也是重要的信息源，因为它向企业描绘了未来发展的轮廓。应该强调的是，这种计划并没有限制私有企业的发展空间，相反，计划对其繁荣大有促进。

　　特别是在金融领域，要制定现实的计划。我相信这一点最终所有人都会有所领悟，且不说现在即使是自由资本主义最坚定的支持者们也不完全反对计划的存在了，他们会用其他词汇代替。

　　对于宏观经济计划而言，现实的经验不尽相同。在北欧民主国家，温和的执行方式使得计划的效果要好于更激进的日本和法国。而在那些被称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他们都实施了积极的宏观经济计划政策。

　　在中国、越南和马来西亚，以及被称为新兴工业经济体的韩国、新加坡。这些亚洲国家，共同的文化特征发挥了一定作用。这些社会存在共同的价值体系，包括宏观思维、集体意识和合作精神。在经济领域，尊重领导人行动的指导，对于经济长远发展来说非常重要。在这里，美国文化的个人主义并不是特别受推崇，而群体的利益更加受尊重。

　　为了营造未来，你必须实施计划吗？必须的，而且在每个层面！即使我们可以随机应变，我们也必须对未来的行动做出规划，个人和生意如此，社区和国家如此，在欧盟和世界也应如此。

　　问题是，对于全球而言，计划是少之又少。这就是未来经济的挑战之一：如何既为灵活应变和经济活力留够空间，又不牺牲对计划的认同，从而更有效地创造未来。我们必须朝着改善国家经济说明性计划能力的方向迈进，尽可能地去改进地区集团之间的计划协调。

　　(翻译：张璐晶)

　　精彩语录

　　未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刻板的选择：或是全球化的制度化，或是混乱程度不断增加以及协调缺失。新制度秩序的诞生将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而且将非常缓慢。这个过程注定痛苦，因为那些大国在放弃自己一部分权力时，一定会感到痛苦，这些国家习惯使用传统的“分而治之”的方法。

　　在恰当机构框架下运行的新制度，必须确保有相对稳定的金融基础以促进宏观经济的再生产。限制投机资本的自由运动将大大有利于发展，这一点的实现需要引进比目前更严格的调控。应该运用税收手段为投机资本降温。

　　我们希望欧盟获得成功，就是希望世界成功。欧盟仍在继续进化的秩序制度，虽然目前仍有很多缺陷(尤其是其官僚机构过于臃肿、浪费公共资金)，但它仍然能为其他国家提供许多借鉴。区域性的特征没有代表性，但是在跨国背景下运行的市场经济制度则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摘自《真相，谬误与谎言》，更多内容请登录：www.volativeworld.net)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

　　波兰前副总理，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发展研究机构及欧盟高级顾问，现任波兰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波兰智库主任。著有《真相，谬误与谎言：多变世界中的政治与经济》。

　　2012年起，为《中国经济周刊》撰写专栏“科勒德克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