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暴涨难掩竞争弱势 中国人参业亟需“疗伤”

　　近期人参价格走高，相关上市公司炙手可热，潜藏在市场热情背后的却是多年来人参产业的争夺和较量。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占全球人参产量70%-80%的人参大国，中国人参的产值却不到世界的4%，中国人参的出口价格与韩国相比更是相差9倍之巨。面对这种形势，中国最大人参产地吉林省从2010年开始，以限制每年新增林地面积为切口，掀起了一场“人参保卫战”，人参价格连年上涨，出口价格也是水涨船高，中国人参保卫战初战告捷。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人参产业的发展仍面临诸多难题，需要在有序种植、产业整合、附加值提高、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等方面继续努力。

　　供需失衡伤农

　　政府发起人参保卫战

　　参农孙元宝是吉林省抚松县北岗镇西泉村人，他至今清楚记得，2010年9月下旬，水参(刚出土的鲜参)价格一下子涨到了50-60元/公斤，比2009年翻了整整一番。更令孙元宝意想不到的是，从此之后人参价格的上涨一发而不可收，至2011年，水参价格上涨到70-80元/公斤，去年更是一度摸到了120元/公斤的历史高位，至今没有任何偃旗息鼓的迹象。

　　“今年的水参一公斤怎么也能卖个一百五六吧！”说这话时，孙元宝满面红润。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全国最大的人参交易集散地吉林省抚松县万良人参市场上了解到，目前因暴雨而被迫提前上市交易的“水毁参”价格已经突破了120元/公斤，同比上涨50%，而这一价格已相当于去年高峰期水参的价格。

　　“到9月下旬起参后，水参价格肯定更高，高峰期估计能超过150元/公斤。”万良人参市场副总经理李晓东告诉记者。

　　至于人参价格在近几年为什么坐上了火箭，孙元宝的回答很简单，“参地少了呗，人参不就少了，人参少了价格不就上去了。”

　　孙元宝说的“参地少了”是指近年来吉林省限制了林地种参的审批面积。多年来长白山人参一直采用伐林种参的耕作方法，而在2010年，吉林省出台了《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振兴人参产业的意见》，将每年新批参地面积控制在1000公顷。

　　这一政策的颁布预示着中国人参保卫战的打响。

　　长久以来，我国人参产业发展处境尴尬，产量占全球的70%-80%，总产值却不到世界总产值的4%。以中韩两国为例，2010年上半年，中国人参价格尚未大幅上涨，我国人参的出口量为韩国高丽参的6倍，但出口额却只有韩国高丽参的70%，韩国高丽参出口价格为中国人参平均价格的9倍。

　　抚松县人参文化研究会会长王德富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韩国高丽参的价格曾一直落后于中国，但在文革时期慢慢实现了赶超，到20世纪90年代，韩国高丽参价格将中国人参价格远远甩在身后。

　　孙元宝提起了曾令无数参农至今难以释怀的一段记忆。1989年下半年，水参价格突然暴跌，成交价最低时不到20元/公斤，“当时赔得老惨了，很多老百姓贷款种参，一下子就可能倾家荡产了！”孙元宝说。

　　在此之前的1982年，孙元宝在包产到户时分到了几亩参地，高兴地搞起了人参种植，“那时人参价格还很高，本以为能挣不少钱。”孙元宝说，可很快，他便发现周边种植人参的越来越多，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1985年之后，人参种植面积和产量逐年递增，市场供过于求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到了1989年下半年，这一矛盾终于集中爆发，水参价格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并从此一蹶不振。中国人参价格在低位徘徊了整整20年。

　　抚松县人参文化研究会会长王德富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包产到户前，人参种植掌握在国有参场手中，种植的计划性得到很好的遵守，但包产到户后，出现了盲目发展、无序种植的现象，导致市场供大于求，人参价格自然应声下降。计划经济虽然成为过去式，但种植的计划性还是应该得到遵循。”

　　吉林省“每年新批参地面积控制在1000公顷”政策的出台，也正是针对人参盲目发展、无序种植的问题。

　　近年来，在国内水参价格逐年上涨的同时，中国人参出口价格也是水涨船高，2010年-2012年，我国人参出口价格从19880美元/吨猛涨到56990美元/吨，人参产业总产值也水涨船高，以吉林省为例，三年之间，其人参产业总产值从102亿元升至200多亿元，翻了将近一番，而根据吉林省人参产业战略规划，2015年参业产值将实现400亿元，2020年实现1000亿元。

　　虽然限制新批林地面积的政策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国内人参价格仍不时地剧烈波动。一个突出的例子是，2011年水参上市交易时，由于紫鑫药业被曝涉嫌造假，参农担心紫鑫药业不来收购，水参价格一度跌到76元/公斤，而在疑虑消除后，价格又蹿升到84元/公斤。

　　市场腹背受敌

　　企业难忍“小散乱”局面

　　长远来看，仅仅从规模上控制林地种参的做法存在很大局限性，其中很大的变数便是大田种参技术的日渐成熟和逐步推广。

　　与中国长白山人参种植需砍伐原始森林不同，韩国高丽参是种在大田里的，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林地种植的限制。很长时间以来，中国虽一直在攻关人参大田种植技术，但收效不甚理想。不过仍有部分种植大户和人参企业实现了技术突破。

　　吉林省集安市种植大户朱桂林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自己从上世纪80年代便开始钻研人参大田种植技术，并在2000年开始大面积种植，至今已发展大田种植人参1000亩，开始在自己所在的天源隆中药材合作社进行技术推广。

　　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很多人参企业更是加快了人参大田种植的进程。2007年起益盛药业就开始了非林地栽参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公司已建立非林地人参种植基地2500亩，其于2007年种下的150亩人参也将于今年秋天上市。紫鑫药业同样信心满怀，公司董事长曹恩辉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随着人参价格的提高，在人参大田种植达到盈亏平衡点之后，公司也将考虑进军人参大田种植，“不得不说，人参的大田种植已是大势所趋。”曹恩辉表示。

　　但大田种植同样令人担心的是，如果大田种植人参能够推广开来，人参产业可能将再次面临“盲目发展、无序种植”的老问题、新难题，由于不受林地种植的限制，调控任务将更加沉重。

　　“除了从规模上对人参种植面积进行宏观调控外，还要从微观上进行结构调整，加强企业与参农的结合，同时大力发展人参合作社，提高参农组织化水平。”中国人民大学农产品价格专家毛学峰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虽然中国人参出口价格与韩国人参出口价格的差距缩小了，但不得不说，人参定价权目前仍掌握在韩国手中，”毛学峰说，“要掌握人参的定价权，增加市场控制力，关键是要提高企业竞争力，人参产业的竞争，归根结底还是人参企业之间的竞争。”

　　在国际市场上，韩国高丽参一直是中国人参的强劲对手。韩国高丽参不但在价格上对中国人参价格实现了长期压制，其出口地区也与中国人参的出口地区高度重合。我国人参主要出口到亚洲地区，前四位出口市场为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而韩国人参出口同样以亚洲市场为主，前四位出口市场分别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和中国大陆。在这些市场上，韩国高丽参以红参等产品牢牢占据高端市场，中国人参只能通过原料出口在低端市场上寻找生存空间。

　　有行业内人士指出，很长一段时间内，韩国人参产品的原料30%来自长白山人参，经过加工之后，一部分行销欧美，一部分则以10倍之多的价格返销中国。

　　而在频频失去国外市场的同时，中国人参在国内市场上也是步步倒退。近年来，韩国高丽参的代表“正官庄”不断在中国攻城略地，由南及北，加紧布局中国市场。

　　1992年正官庄在香港开设代表处，香港被作为打开整个中国市场的“切入口”。2007年正官庄开始在中国发力，针对粤、浙、沪在内的华南和华东市场展开了新一轮营销攻势。2010年，其在北京的首家旗舰店在三里屯SOHO亮相。

　　与此同时，正官庄开始扎根中国人参主产区。2011年其与吉林省人民政府在长春市签订《合作战略框架协议》，同时还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府、延吉市政府分别签订《人参事业协议》和《投资协议》。

　　“狼来了”，中国人参市场却仍旧一盘散沙，在正官庄的凌厉攻势下，中国人参企业缺少能站出来与正官庄抗衡者。据统计，中国涉及人参的企业多达5000多家，总资产超过正官庄，但效益总和却不及正官庄的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