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中国生产严重过剩 生产关系亟须变革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王建

　　 ●资本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储蓄、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从而引起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一系列变化。

　　 ●中国现阶段市场经济的性质，还处在第一种市场经济形态向第二种市场经济形态过渡的初期。

　　 ●从生产力发展程度看，中国已经属于中等发展水平，但就生产关系和分配制度看，仍然停留在市场经济的初期阶段。这就更强烈地要求中国尽快变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连续三年下行，今年1月PMI指数仍呈现下行趋势。

　　 为保持经济增长，货币政策不可谓不宽松，自2011年以来，货币供给量增长了46.9%，是同期GDP增长率的1.75倍。今年1月，货币增长率仍高达13.2%，贷款增长率更高达14.3%，但仍不能扭转经济下行趋势。有些学者认为，经济持续下行进入“中速增长时代”，到7%左右就会稳住；还有些学者开始怀疑宏观需求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效用，乃至提出了“新供给学派”理论。但我认为，分析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原因，还是应从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性质入手，才会有正确的结论。

　　 市场经济的三种基本形态

　　 很多人可能认为，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市场经济，虽然有不完善的地方，但还是现代市场经济。如果是这样，这个认识就有问题。

　　 在我看来，建立在大机器生产之上的世界市场经济有过三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市场经济形态中，资本与劳动极端对立，储蓄和投资被放到最大，居民收入与消费则被压缩到最小程度。由于生产极度扩张而消费严重不足，就会不断爆发生产过剩危机，用危机的形式消灭产能，以强制方式取得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由于危机每隔4、5年就会重来一次，而每次爆发危机都会使经济增长倒退。最典型的就是1929-1933年大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都出现了40%左右的负增长。一般程度的经济危机，也会导致10%左右的负增长。所以如果从长时期的年平均值看，经济增长率会很低。从19世纪初到二战前的100多年中，主要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普遍在3%以下。有关研究证明，1920-1950年之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增长率为2.4%。这并不是说二战前的资本主义经济没有高增长，而是因为危机频繁爆发，导致经济增长总是“进三步退两步”，平均看就没有高速度。

　　 生产过剩矛盾迫使传统的市场经济必须进行重大改良，以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凯恩斯主义由此而走上历史舞台。凯恩斯主义对传统市场经济所进行的重大改良，主要是体现在极大地提升了国家在社会分配中的地位与作用，由国家凭借财政工具把高收入人口的高储蓄，转化成低收入人口的消费，所以从本质上说，国家财政开始变成了把储蓄转换成消费的机制。另一方面，企业和职工也拿钱出来建立社保基金，形成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协力建设社保体系的格局。由此而改变了在传统市场经济中，储蓄过度大于消费的不平衡关系，这就是我所说的市场经济的第二种形态。

　　 在市场经济的第二种形态中，国家从以前“守夜人”的角色，变成了社会再分配过程中的主导角色。二战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未超过10%，但是战后普遍上升到接近一半。在财政支出中，社会福利支出也普遍占一半左右，在欧洲一些国家甚至超过了60%，如果再加上其他社会公共开支，消费性政府支出比重就超过了90%，而经济建设类支出普遍在5%左右。同时，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建立的社保体系支出总额，也占到了战后发达国家GDP的40%左右。

　　 由于这种社会改良，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显著缓和，生产过剩矛盾也显著缓和。虽然还有爆发过剩危机，但衰退的程度显著变浅，并且在很多次危机中都没有出现负增长。所以有学者认为，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只有衰退而没有危机了。有关研究显示，1950-1975年这25年，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年均为5.5%，比1920-1950年之间的增长率高出一倍有余。这说明，只有在储蓄与消费比例合理的时候，才会有最高的增长速度和最好的企业效益，以及稳定的社会阶级关系。而对传统市场经济的“凯恩斯改造”之所以会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接受，特别是被财富阶层普遍接受，也是因为这种社会改良带来了更高的速度和更好的效益，却没有改变产权关系。

　　 冷战结束以后，东方国家回归市场经济体系，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虽然也早已建立了大机器生产体系，但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对生产要素价格严格管制，所以工资和土地等生产要素都远低于发达国家，由此形成了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在丧失竞争优势后，被迫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与此同时，产业资本转向金融领域，走上了虚拟经济主导发展的道路，这就是新全球化的由来。

　　 在新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比重不断降低，越来越依靠用金融商品与发展中国家交换实物商品。1991年美国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还高达28%，但是到2012年已仅剩11%。2007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高达920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全部工业品消费的45%，也相当于全球近90%的净储蓄。这说明，美国的虚拟资本主义或金融资本主义，也是一种把储蓄转换成消费的机制，并且是把其他国家的净储蓄转换成本国消费的机制。从另一方面看，这是一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把储蓄转换成消费的市场机制，这就是市场经济的第三种形态。

　　 矛盾在发展过程中总是不断地走向自己的反面。传统市场经济由于过度放大储蓄而产生严重生产过剩，迫使政府站出来充当平均社会财富的角色。但当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到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后，市场机制也加入到把储蓄转换成消费的过程中来，即用资产泡沫所形成的所谓“财富效应”使社会财富虚增，以此来减少储蓄，增加消费。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到这个时代，危机的爆发也具有了新的形式，就是从以往实物产品的过剩危机，转变成金融产品的过剩危机。

　　 危机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实物资本时代的危机至多熬两年就能过去，但是从次贷危机爆发到目前已历经7年，危机还是没有完全结束。从日本资产泡沫危机的历史经验看，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目前已经25年，更是没有结束。美国直到2013年11月，工业生产才刚刚超过次债危机爆发前的水平。日本更惨，按现价日元计算，日本2013年GDP比1993年还低0.5%，20年来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有所倒退。这说明在经济虚拟化之后所形成的金融危机，比传统的实物产品生产过剩危机对经济增长的损害更厉害。

　　 以上就是我所认识的市场经济的三种形态。这三种形态中，资本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储蓄、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从而引起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一系列变化。例如，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生产过剩转向生产不足；从生产过剩危机转变成金融危机；从宽松货币、财政政策必然导致高就业、高通胀，转变成货币与财政政策极度宽松却伴随着高失业率和通货紧缩。但是资本的逐利性质没有变，变化了的只是资本的逐利方式。

　　 中国市场经济处于何种形态

　　 在市场经济的三种形态中，中国属于哪一种市场经济？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看到中国目前正在面临着严重的生产过剩，这已经回答了问题的一半。

　　 再来看分配关系。先来看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个差距的程度一半可以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基尼系数越高收入差距越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3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这在世界范围看是很高的水平，从国家统计局出版的国际统计年鉴看，在表列42个世界主要国家中，只有墨西哥是0.48，位居中国之前。国内有民间研究认为，中国的实际基尼系数可能已高达0.5-0.6。

　　 接下来看政府的再分配情况。前面已经说过，战后发达市场国家通过财政的再分配，把当年社会总产出的四成左右转变成了消费。对比之下，中国2013年财政收入比重为22.7%，在财政支出中社保支出仅占10.3%。而按中国社科院的有关研究，在中国的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类支出要占到一半。也就是说，在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中，政府通过财政工具只把11%的社会总产出转变成了消费，另外11%却转变成了储蓄和投资。这种“对半拆分”的财政分配效果，从结果看对储蓄和消费的比例未产生任何影响，所以在分配关系上，国家成了“守夜人”。

　　 不仅如此，政府一旦要对付市场萧条，就会推出大型投资计划，1998年是如此，2008年还是如此。国有投资比重已经从2000年的50%以上降到2007年的30%以下，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又使国有投资比重在2010年的新增投资中占到60%以上，成为导致目前生产过剩更加严重的重要因素。

　　 由于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城乡差距，城市化程度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所以虽说社保体系已基本上做到了对城乡居民的“全覆盖”，但城乡之间的社保水平却高低悬殊。有研究证实，城乡社保差距高达40倍以上，比城乡居民3倍以上的收入差距要大得多。由于占中国人口三分之二的8亿农民，社保水平极其低下，因此显著压低了社保总支出占GDP的水平。2013年，中国财政支出中的社保支出为1.4万亿元，全国社保基金支出总规模为2.8万亿元，二者合计占当年GDP不足7.5%，大大低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水平。所以城市化滞后所带来的城乡社保水平差距，也是造成中国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

　　 由于在当前的中国，财政的主要职能不是扩大消费的机制，所以社会财富初次分配中的不合理情况，就较少能够通过国家财政的再分配来矫正。中国目前经政府调整后的基尼系数，仍超过十几年前发达国家调整前的平均水平，因此储蓄超过消费的程度，也必然是市场经济历史中空前的水平，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资本形成对GDP的比率。中国改革开放之初1979年为36.1%，2000年略降到35.3%，2012年则猛增到48.1%。1950-1959年期间是西方国家战后复苏年代，根据美国著名学者西蒙·库兹涅茨统计，在这样时期主要西方国家的资本形成率分别为：美国18.4%、英国16.2%、德国26.8%、日本30.2%。可见中国储蓄超过消费的程度，要比战后经过改良的市场经济严重得多。

　　 第二，生产过剩所导致的设备利用率下降程度。根据前苏联学者别尔丘克的统计，在1950-1975年的历次经济衰退中，美国工业设备利用率最低为75%，最高为84%；西德最低为80%，最高为89%；日本最低为73%，最高为91%。西方国家一般认为，如果设备利用率低于80%，就是进入到了经济衰退，如果低于75%就是进入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对5000个企业的抽样调查，中国企业的设备利用率目前已低到接近70%。在所调查的19个主要企业分类中，食品、饮料行业为64%，化工和钢铁行业为67%，而高于75%的只有纺织、医药、计算机和通信等电子产品制造和仪器仪表这4个行业，但这4个行业中也竟然没有一个设备利用率高于80%。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生产过剩已经严重到何种程度。

　　 至此已经不难做出判断，中国现阶段市场经济的性质，还处在第一种市场经济形态向第二种市场经济形态过渡的初期。虽然从生产力发展程度看，中国已经属于中等发展水平，已比二战前许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都高，但就生产关系和分配制度看，仍然停留在市场经济的初期阶段。这就更强烈地要求中国尽快变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有人会说，既然中国属于传统市场经济形态，为什么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能保持长期高增长，而没有发生过生产过剩危机？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而真正对分配关系产生影响的改革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因此从新世纪初以来，消费率才出现了显著下降。

　　 第二个原因是，新全球化改变了中国外部的经济增长环境。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主体国家在新世纪初相继进入到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在中国外部就形成了持续扩张的需求增长。因此虽然中国开始出现过剩产品，但是能很快被国外需求所吸纳，而资本的特性是逐利，市场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只要有销路产业资本就会持续扩大生产规模，只是把国内的过剩产品转变成了庞大的外汇储备。而这个新全球化奔腾发展的时期，正好与中国实施产权转变、开始形成明显生产过剩的时期相衔接。

　　 但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新全球化过程因此而中断，中国外部需求随之显著收缩。2013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从2007年的高峰9200亿美元收缩到4700亿美元，掉了一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从2007年的14.2%下降到去年的7.7%，也是掉了一半，同时生产过剩日趋严重。这不是巧合，而是在外需收缩后靠内需能够撑住的增长率速度。如果国内生产过剩程度继续加剧，或是外需继续萎缩，过剩就有可能转变成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