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当官勿以经济学思维取代法治思维

　　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

　　官员应当用法治思维取代经济学思维，即便是推进经济发展也需要采取法治的思维和方式。只有恪守法治，权力方可远离诱惑；也只有恪守法治，市场公平方可最终实现。

　　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为官近30年的曹鉴燎，历任镇党委书记、三个区“一把手”，又官至广州副市长，在新城开发、旧城改造中滥用权力疯狂敛财，涉案金额高达近3亿元。

　　如此庞大的数额令人震惊，但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位副市长所奉行的官场逻辑，媒体形容为一个“亿元市长”的“腐败经济学”。从担任镇领导时，曹鉴燎就开始贪腐，而贯穿其边腐边升全过程的主导思维，乃是“按经济规律办事”。拥有高级经济师资格的他，拒绝提拔只为坐地敛财，除非有“含金量”更高的职位。他广泛结交商人老板，精心构筑自己的“腐败合伙人”，将腐败当作项目工程一样不断“做强做大”。

　　梳理曹鉴燎腐败的轨迹，无疑有很多值得汲取的深刻教训。但我更关注其所谓的经济学思维，因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主导很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都是这一思维。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刺激下，不仅学经济学的人大量进入领导干部阶层，其他官员也深受熏染。当经济学思维极端化，官员的眼中就只有GDP，只有各种经济指标，只有利益最大化。用这种思维作为执政的主导思维，在推动地方发展的同时，也使得权力与资本过度紧密，并对官员个体行使权力产生深刻的潜意识影响，为权力进入交易市场奠定了基础。

　　经济学奉行投入与产出的效益，始终关注的是如何以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收益。这原本是市场主体的主导性思维，以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为前提，每个人都会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可这种思维一旦运用到当官上，便会将权力导向一个“勾兑”的利益市场，滋生出各种权钱腐败。从曹鉴燎身上，从这些年落马的贪官身上，都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特征，那便是他们都有结交商人老板的喜好，这种“朋友圈”恰恰就是在所谓经济学思维的影响下形成的。

　　不难看出，对掌握地方发展大权的官员而言，将经济学思维奉为圭臬，抛弃法治思维，缺乏制度的约束，后果是多么可怕。以权力入股，用权力投资，采取经济学思维“运作”权力，像曹鉴燎一样营造起贪腐的产业链，实现腐败效益的最大化。一切都被置于投资回报的经济利益衡量之下，权力产生腐败在所难免。

　　当然，经济学思维本身并非洪水猛兽，官员无论在推动发展还是公共决策时，都需要有经济学知识，需要考虑成本与收益，做纳税人最为精明的职业经理人。但这不意味着要将经济学思维作为权力运作和执政的主导思维，因为在国家的职能配置中，官员是为社会、为市场运送公平正义的，所以法治思维才是执政的主导思维。官员应当用法治思维取代经济学思维，即便是推进经济发展也需要采取法治的思维和方式。只有恪守法治，权力方可远离诱惑；也只有恪守法治，市场公平方可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