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7月10日电 (记者 李晓喻)近年来，越来越多农民工不爱去大城市了，而是倾向于到县城发展。这对城镇化进程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未来五年，中国城镇化如何才能走得更稳？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近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县域城镇化进程是一种长期趋势，背后反映出中国城镇化的整个运行逻辑发生了深远变化。

　　农民为什么不爱去大城市了？

　　李晓江表示，近年来，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从最高时的8600万下降到了7400万。省内流动比例持续提高，同时，约50%左右是在县级单元内流动。过去十多年，全国新增城镇人口的50%以上并不在大中城市，而是在县级单元。另外，农民工的增速在明显放缓。过去中国每年有1000万左右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现在每年新增农民工只有200万左右。

　　他指出，农民工日益倾向于到县城并不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的短期现象，而是长期趋势和规律。农民工流动有几个基本的需求。一是就业和增加收入；二是获取教育等公共服务，这一点近年来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另外，近年来大城市的生产生活成本日益升高，留下来的“门槛”也越来越高，加之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对农民工的吸引力在下降。综合这两方面因素，农民工向县级单元聚集也就在情理之中。

　　李晓江称，这个变化背后是中国城镇化逻辑的转变。中国城镇化“上半场”的逻辑是“产业—人—城镇”，即产业发展吸引大批人口涌入，人的集聚推动城市繁荣。但现在城镇化进入了“下半场”，发展逻辑变成了“城镇—人—产业”，即优质的城镇生活和公共服务吸引人口流入，进而促进产业发展。换句话说，就是过去人们优先选择在哪里工作，现在优先选择在哪个城市生活。然后再在那个城市里选择就业。

　　他表示，有鉴于此，农民工倾向于到县和县级市聚集是一种规律和长期趋势。今后，县域城镇化还会持续，并将伴随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

　　防止二三线城市加速萎缩

　　李晓江直言，随着农民工日益向县级单元集聚，而大学毕业生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持续涌入一线城市，中国城镇体系的分化已经开始。

　　他表示，地级市，特别是中西部的地级市近年来发展很不理想。地级市的资源其实比县和县级市要丰富得多，但人口却增长缓慢，对产业的集聚和吸引能力也不强。原因在于很多地级市在公共服务水平上和县没有拉开太大差距，但生活成本却比县级市高，这样一来地级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就被削弱了。

　　李晓江认为，要解决分化问题，最重要的还是有效推进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缩小差距，让大中城市和县城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不同的、互补的作用，让不同收入人群有更多的选择，促进人口和要素多元多向的流动。

　　在他看来，未来中国地级市发展的出路不是靠产业，而是靠公共服务，在县级单元和省会之间发挥独特作用。

　　城镇化、现代化，关键在县域

　　当县级单元成为中国城镇化“半壁江山”，这对中国城镇化意味着什么？

　　李晓江表示，中国县级单元总人口有8亿多，也是一个具有长久农耕文明传统和地域文化的国家。在此情况下，中国城镇化进程一定是大城市和县域的双轮驱动。重视县域城镇化，缩小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层级差距，是推动协同发展，促进人口和要素合理流动的一个最重要的战略。

　　他认为，今后中国推进城镇化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应保持县(市)作为行政单元的稳定性，严格控制撤县设市、改区，保持区域型行政体制。

　　第二，加快弥补县域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短板。截至2016年，中国68%的中学教育和72%的小学教育在县和县级市完成。因此县级单元的教育水平决定了中国人力资本的水平。在此情况下，加紧补短板刻不容缓。

　　第三，探索三大产业融合的经济发展模式。实力比较强的县，可以把一些大城市因发展空间、生产成本等因素限制没办法做的产业和项目吸引过来并发展壮大，提升自身经济竞争力；处于人口低密度的农业地区，应该结合自身实际，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