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独立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简称“大公”)近日致函《经济参考报》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简称“美国证交会”)于4月14日做出决定，以“大公”在美没有办公室和客户、无法确定其法律框架能否适用于大公为由，将其提交的美国“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资质申请列入拒绝程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等专家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美国一方面大规模收购我评级企业，长驱直入中国评级市场，另一方面却将我评级机构拒之门外，其意在阻止我评级机构跻身国际评级市场，进而遏制中国获取国际资本市场话语权。

　　“大公”依法进入美国评级市场受阻

　　有材料显示，在国家“走出去”战略鼓励下，我国企业近年来纷纷赴海外融资，但却因评级话语权旁落而被别有用心的外国评级机构严重低估。如何培育中国自主的、具有国际资本市场话语权的信用评级机构已成为当务之急。

　　在此背景下，大公于2008年7月启动了美国“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申办工作。大公此举得到了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发改委、国资委等国家相关部门的鼓励与支持。公司历时17个月完成了从公司管理体制、制度体系、技术体系等各方面适合不同监管制度的国际化改造，形成了包含由一个正本和13个附件组成的申报报告(英文版)，并于2009年12月正式提交美国证交会。

　　“当时正值美国对金融危机中严重失职的证交会和评级机构改革之际，大公的申请工作经历了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修改过程中极为严苛的审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关建中说，“但大公完整、严谨的评级技术，运营和风险控制的体系，始终让审查无懈可击。”

　　然而，美国证交会在先后经过两次“延期批准”之后，于2010年4月14日做出决定，将大公的申请列入拒绝程序。

　　记者从美国证交会的函件中看到，美拒绝大公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大公总部设在中国北京，在美国未设有任何机构，未对任何美国公司进行评级，也未有任何美国公民订阅其评级”。二是“(美)证交会至今仍无法确定在当地适用于大公的法律框架内，大公是否能遵守交易法章节17及相关条款规定的使其簿记和记录可供证交会检查、可制作簿记和记录向证交会提交，以及向证交会提交报告的规定”。

　　“大公的申请文件是完全依照美国法律完成的，美拒绝大公的理由荒唐无理。”关建中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你不批准大公进入美国，大公怎么能在美国设机构和开展业务？没有业务，你又怎么能判断大公是否能遵守你的交易规章？”

　　意在遏制我获得国际资本市场话语权

　　2010年2月，美国证交会曾致函中国证监会，提出对大公进行“跨境监管”的要求，也就是说美国证交会要求依据美国的法律对中国境内的机构进行现场执法检查或不经中国监管审查跨境直接调阅全部业务文件；并表示如不允许，将会推迟甚至中断对大公申请的审批。

　　跨境监管涉及国家的监管主权。中国证监会拒绝了美国的无理要求，同时表达了两点声明：一是支持大公申请美国信用评级资质，监管问题不应该是大公申请的阻碍；二是采用监管互助形式完全能够解决美国提出的监管问题，包括允许经中国监管机构同意的评级材料亦可报备美国证交会。

　　“美国应该很清楚评级话语权对于保护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性，知道中国不会在监管主权上做出让步，才以此为由拒绝大公的合法申请。这是在法律条文之外的无理要求。”江涌分析说，“美国这么做的目的，是要阻止我评级机构跻身国际评级市场，进而遏制中国获取国际资本市场话语权。”

　　据了解，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获得美国“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资质即被公认为国际性的评级机构。由此美国长期以来对外国评级机构的进入防范甚严。据江涌介绍，截至目前，全球近200家评级机构中只有10家在美获得资质，其中7家美国本土公司、2家日本公司、1家加拿大公司；而后三家外国机构进入美国后从未开展业务。

　　“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后，信用评级对国家金融稳定和核心利益的保证作用日益凸显。美国更加扎紧了外国评级机构进入美国的‘篱笆墙’。”江涌举例说，2007年美国在批准日本和加拿大等3家评级机构进入时，并未像今天对中国大公这样提出如此无理的要求。

　　高度重视评级市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针对大公进入美国受阻事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吴红分析认为，美国的目的是要维护其三大评级机构在国际评级市场乃至国际资本市场的强权地位，信用评级实际已成为其推行经济和政治强权遏制中国发展的重要工具。

　　“大公进入美国受阻事件再次证明，信用评级与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密切相关。”吴红说，自2006年以来，美国三大评级机构通过股权收购或技术合作直接或间接控制了中资评级机构，目前已经占据了中国2/3的评级市场。美国控制我评级机构就意味着掌握了中国资本市场定价权，中国未来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将会依赖美国的声音，这将严重影响我通过金融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

　　吴红指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评级机构已充分暴露了其在“道德”和“标准”上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为中国自主评级机构“走出去”争取国际评级市场话语权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她建议，我国必须从国家战略层面来认识信用评级的重要性。

　　首先，我们要把中国评级机构进入美国评级市场提升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层面，坚持“对等开放”原则，要求美国对中国评级机构开放市场。

　　其次，要把中国自主评级机构控制本国评级话语权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尽快明确自主评级机构的地位，制定相关政策法律以支持有实力的自主评级机构做大做强。

　　其三，全面整顿国内评级市场。要对美国在华合资及合作评级机构开展业务加大监管力度，特别要限制其开展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敏感性行业的信用评级业务，以切实有力的措施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记者　李新民　徐培英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