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提议，G20峰会热门议题从金融监管转到了经济再平衡。

　　奥巴马推出名为“可持续和均衡增长框架”的动议，这项框架协议包括的具体措施可能涉及美国增加储蓄并减少预算赤字、中国降低对出口的依赖。为了让中国也同意调整国内政策，美国认同了中国的观点，即发展中国家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获得更大的投票权。9月20日，在接受CN N采访时，奥巴马说：“我们不能回到以前那样，中国和德国等国卖给我们东西，而我们除了捏着一大把信用卡和房贷，什么也不卖给他们。”

　　奥巴马的提议触及到全球经济的敏感神经，受到与会各方的高度重视。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监管乏力责无旁贷，全球经济的失衡同样是关键因素。在原有的经济格局中，中国、日本等国成为制造大国，成为创汇大国，而美国成为消费大国，全球经济系于美国人高达10万亿美元的消费能力上，这样的模式注定无法持久。事实是，全球经济已经回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模式，贸易摩擦将越来越多，中国的低价商品加剧了国际与国内的双重失衡，我们应该正视事实。

　　国人很难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奥巴马的提议，中国制造业正在经受贸易保护主义煎熬，而奥巴马的这一议题似乎是把中国人的节约与投资两大美德当作恶行，把金融危机继续归咎于过分储蓄论，改头换面包装一番后卷土重来。

　　对待困难议题的态度将考验我们的理智与改革经济的决心。一项提议是否对中国有利，取决于中国怎么对待。即便没有奥巴马的议题，中国也将致力于改善经济结构。我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出炉以保持G DP的增速，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日益提上议事日程，目前投资大幅增长，消费相对比较稳定，投资(包括存贷投资)的同比和环比增长年率有更大差别，前者可能在4%左右而后者逾60%，3季度投资环比增长年率大约40%。

　　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强调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内需的战略意义，温家宝总理在本月一次讲话中指出，中国政策的着力点不仅在于克服短期困难，更要着眼于长远发展。为了达到调整经济结构的目的，各个行业刮起了一股重组之风以减少过剩产能，中国政府针对风险资本颁布了更为宽松的规定，为外包等服务业提供支持，为农民推出了社保项目，进行了减税，并为小企业推出了股市创业板。

　　现在的问题是，目前的手段是否能够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国进民退的整合之风到底是提高了中国的经济效率还是相反？这个问题如此严峻，将直接关系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事实上，作为企业的输血管道，无论是在间接融资市场还是直接融资市场，我们看到的是资源向大型国有企业聚集，是民间资金进退两难，是实体经济资金流向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是中小企业贷款“被增长”，是民工荒背后的中小企业荒。

　　无论奥巴马是否提出议案，上述问题都会成为中国经济领域的核心问题，与其把奥巴马的议案看成一场阴谋，不如看成一次迎接挑战的机会。正是因为具有建设性的、理智的心态，我国的消费已有好转：过去30年，个人支出占G D P总增长率的比例略低于60%。近来，支出已开始提速：在2006年至2008年中，消费的年增长率超过了8%———位居亚洲之首。较之美国10万亿美元的消费，中国1.6万亿美元(相当于G D P的41%)的消费仍相对较少。但去年中国在可买卖商品上的消费大约增长了2750亿美元，是美国的9倍。

　　真正的难题在于人民币汇率，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IMF在本周公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现行的政策以及所谓的汇率体系可能无法满足让需求再次平衡的要求”，报告指出如果“人民币因欧元和美元的贬值出现实质性升值”，将使世界主要经济体为恢复经济增长而采取的政策改革“变得更加有效”。中国正面临类似30年前广场协议的强烈冲击，人民币升值而国内企业效率未能跟上，中国将迎来比日本更加巨大的资产泡沫，这是中国经济无法承受之重。人民币汇率改革必须循序渐进。金砖四国要求的是在国际金融机构更大的投票权，而不是承担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巨大成本。

　　重建国际金融秩序，中国应该理直气壮据理力争，而在全球以及中美经济结构转型上，中国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积极谋求与贸易各方达成共识，有进有退，有张有弛，方能在国际博弈中占据舆论上风，获得利益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