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简单套用弗里德曼关于物价总是货币现象的论述，认为只要发生了物价变动，就一定是货币政策的问题。这种套用是值得商榷的。商品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就此而言可以说，价格总是货币现象，但如果由此推论认为，一切价格变动都是货币政策松紧所引致的，就大为偏颇了。

　　有人强调，由于2009年中国新增贷款达到9.6万亿元，按照M2和M1计算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高达27.68%和32.35%，这为通货膨胀准备了条件，由此推论2010年的物价上行是货币发行量过多引致的，属于通货膨胀范畴。这些认识可能过于简单，存在着一系列问题需要深究：

　　第一，9.6万亿元的新增贷款是否都落到实体经济部门从而发挥了作用？从企业定期存款看，2008年底为80702.58亿元，2009年底达到108837.62亿元，增加了28135.04亿元。企业定期存款是企业暂时不用的资金，这意味着在9.6万亿元新增贷款中有2.8万亿元的资金在2009年并没有真实投入经济运行。从城乡居民储蓄定期存款余额看，2008年底为139300.16亿元，2009年底为160230.38亿元，增加了20930.22亿元。居民定期存款是居民暂时不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资金，如果这部分资金是由新增贷款中作为劳动报酬而支付的，那么，这部分资金以定期存款方式存在，就意味着在9.6万亿元新增贷款中有2.09万亿元没有形成对消费品(从而CPI)价格的影响力。企业和居民的定期存款相加达到了2009年新增贷款9.6万亿元的50%以上，这可能为解释在新增贷款9.6万亿元的条件下，为什么2009年GDP增长率只达到了8.7%、CPI增长率只有-0.7%等现象找到一个答案。

　　第二，M2和M1的高增长是否就意味着将发生通货膨胀？如果仅仅停留于将M2和M1看作是货币供应量，那么，根据教科书原理，发生通货膨胀是必然的。但如果不是停留于字面，而是深入到M2和M1的构成，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在中国，M1=M0+活期存款，M2=M1+准货币，准货币由企事业单位定期存款+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其他存款等构成，由此可以看出，在M2中，除了M0部分外，其他部分均为“存款”。2009年底，M0为38245.97亿元，M2为606225.01亿元，二者差额近57万亿元。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是，当城乡居民将资金不用于购物而用于存款的条件下，它如何推进了消费品价格从CPI增长率的上升？一些人可能强调，虽然这些存款资金(尤其是定期存款资金)在2009年没有发挥作用，但它们将在2010年成为现实的购买力。如果这种认识成立，那么，从数据上说，2010年的企事业单位和城乡居民的存款余额就应当处于净减少走势，但从2010年1-3月份的数据看，这些存款余额不仅没有减少，而且继续呈现大额增加趋势。与2009年底相比，2010年3月底，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净增额达到4.04万亿元、各项贷款净增额仅为2.6万亿元。在这种存款净增数额大于贷款净增数额的条件下，如何证明前期的存款余额已转化成了现实中净增的购买力？

　　从另一个角度看，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在现实中不就是要想方设法促进城乡居民购物吗？当城乡居民新增购买力在市场中集中显示时，物价上行就成为一种可能的走势。在此背景下，强调物价不能上行的真实含义，究竟是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还是要抑制这种消费需求？

　　如果不是将眼界限制于2009年以后的时间，而是扩展到1996年以来的15年，那么，M2和M1的增长率与对应年份(包括当年和次年)的CPI增长率之间很难找到内在关联的解释。这说明了，不能简单拿教科书理论套用到中国现实之中。

　　第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是否一定推动通货膨胀？有一种认识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推进新增贷款高速增长的同时，推动了投资高速增长，投资高速增长必然推动通货膨胀。在舍象了众多条件之后，这一推论是成立的。受篇幅限制，我们在此无法花费太多笔墨将这些舍象了的条件一一加入进行深入研讨，但1996-2009年的15年中国实践并没有证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上行(不论在当年还是来年)必然引致CPI的上行。因此，所谓的理论推理，在舍象太多条件的背景下，可能与实践状况是不相符的。

　　2010年的物价上行与2009年的新增贷款高速增长以及投资高增长等并无多少关系，与2008年11月以后实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也无多少内在联系。因此，希望通过调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改变2010年CPI的增长走势，是不符合实际的。它不仅难以有积极效应，而且可能引致一系列负面效应。

　　2010年物价上行与2009年新增贷款高速增长以及投资高增长等并无多少关系，与2008年11月以后实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也无多少内在联系。因此，希望通过调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改变2010年CPI的增长走势，是不符合实际的。它不仅难以有积极效应，而且可能引致一系列负面效应。（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王国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