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的白领阶层是改革开放30年中兴起的。由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他们的生存状况每况愈下，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变得的抑郁了。

　　白领群体的崛起

　　在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提“改革”二字。然而，何谓改革？改革只是随意而简单地对现状进行改变吗？在词典中可以轻易查到对改革的定义。它指对旧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调整变动。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也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史也是一部改革史。大家也似乎都喜欢改革，市场改革了，医疗制度也改革了，社会要进步，时代要变迁，这一切似乎都依赖于改革。

　　有人说，改革是好事儿，停滞不前才是可耻的，那样的社会只能原地不前甚至退步。也有人说，社会要进步，就必须改革，任何时期想要创造一个新的时代，都是通过改革换来的。也有些人会提出疑问，为什么改革呢？还有一部分改革，初衷是好的，但由于过程太过复杂而悖于原来的初衷，实在可惜。

　　中国人目前的现状如何？真是如任志强所言“中国人太有钱了，房子太便宜了”吗？国内的一部分人也许真是有钱，但民间的说法是，国内51%的居民储蓄存款集中于20%的少数富裕个人和家庭手中。那一部分的人确实有钱，他们住的是豪宅，随便一买就是好几套房子。而另外那些人呢？他们拿着微薄的收入，住着租来的房子，没日没夜地奋斗着，一套房子、一辆车就足以让他们奋斗终身。

　　“社会是进步了，先富起来的人是当下的既得利益者，而后富的人则暂时没有得到利益，这个利益的失衡分配也就造成了如今的贫富差距，并且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大多数人穷其一生，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只能奋斗到一个中产阶层。中国的白领最有希望成为这个阶层。然而，随着一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的来袭，这个团体有些‘受伤’，他们失业的失业，破产的破产，其中很多人被高额房贷压得喘不过气来。”一位在某外企从事多 年的白领说道。

　　随着时代的进步，近10年来，有那么一种身份在崛起，靠工资能买得起房子、开得起车、生活处于小康水平，思想意识则为个人消费的现代民众意识，这些人正成为我国中产阶层的主力军，而其中的大部分为白领。

　　“我们很幸运，也很不幸”

　　白领是指那种在高级写字楼里上班的专业技术人员，特点是高学历、高收入。特别是写字楼里的外资企业，更是白领群体云集的根据地。白领的产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典型现象，也证明了一点，“知识改变命运”。白领意味着体面的工作、优雅的外型、丰富的精神体验。因此，白领成了全社会人人称羡的身份，它正在迅速崛起，并为中产阶层注入血液。

　　然而，却有股力量向着他们袭来。于是，他们收入减少了，生活习惯改变了，甚至失业了。

　　一个在外企工作了12年的白领告诉记者，没有背景的我们没有什么机会发展，唯一的发展途径就是通过“知识改变命运”，通过知识提升个人能力，用以实现自身价值。

　　她认为，随着外资的引入，外企逐渐兴盛起来，这让官本位文化色彩浓厚的国度有了一丝新颖的气息，也让知识分子有了发展的机会。在国内，要取得发展、改变命运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当上公务员，进入仕途；二是进入外企工作。众人皆知，前者是非常不易的，不仅需要通过成千上万人的竞争，还往往需要足够强大的人脉关系和财富实力。

　　通常人们也只能选择后者，或者在私营企业工作。

　　她说道：“我们很幸运，也很不幸。幸运的是，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外企来改善自己；不幸的是，有一股力量在侵蚀着这个环境。”

　　据她表示，外企虽然待遇丰厚，但是却没有像其他某些行业有着所谓的灰色收入，所以在收入以及纳税上是非常透明清晰的。白领的确是在国内兴盛了一段时间，但好景不长，随着金融危机的加剧，各大外企遭受了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尤其外企员工还遭遇了一些不利政策，那种想抱着外企“大腿”寻求发展的努力也逐渐不行了。

　　当记者询问其对“吉林通钢事件”的看法时。她表示，可以理解这起事件的发生，因为当改革重组发生后，许多工人面临着失去赖以生存的工作的前景，加上现在环境这么不景气，而且又没有说话的渠道，他们只能通过某种方式来宣泄自己的压力。

　　她认为，有些改革措施的初衷可能是好的，但在实施时，却忽视了一些人们的利益，以致于取得了相反效果。譬如，近两年公积金的某些改革变动。她说：“本来我每月能取得四五千元的公积金，由于新政策规定的上限，使得我每月仅能拿到2000元的公积金，比以往降了好多。”

　　另外，她提到了《劳动法》的修改。原本外企员工被裁员后，可以取得额外一年的工资补偿，即裁员费。但由于现今的规定：失业后的补偿不得高于平均工资水平的3倍，假定当时的平均工资水平为3000元，那么失业者最多只能取得额外9000元乘以12个月的工资补偿，这样对外企的员工是非常不利的。一旦他们的工资高于9000元，他们就得独自承担这些损失，而企业一方的裁员成本就因此大大降低了。当然，这些工资高于9000元的人就大部分集中在外企当中。

　　为此，一位刚入职一年多的某外企员工对这点也表示了忧虑。他说：“虽然现在的税后收入还没达到这个数，但是按照单位的工资上升率，两年后就能过这个数了。虽然觉得自己能力不错，但万一哪天‘灾难’真降临到头上了，那就真挺难受的”。

　　这样的政策，看起来初衷是为了限制高收入者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举措。实际上，在他们看来，更像是一场政府与企业间的博弈所产生的结果。“某些企业不想承担更多的责任和负担，而政府又得最大限度地保护工作者的利益，这么博弈的结果可能就造成了《劳动法》的修改，但这样的改革似乎对企业更加有利。”

　　她表示，这些措施的直接影响就是，让他们的收入降低了，而且个人的习惯也不得已作出了一些调整。

　　“我们虽然不能开源，但总能节流吧。我觉得整个消费欲都减少了很多，以前看上的东西都会直接下手购买，到了现在，反倒得掂量掂量了。”随后，她指着身上的衣服说：“这件就是在我家楼下的地摊买的，才50多元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