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变化之大，举世可鉴。现在，站在历史的新坐标前，反思过去，可以增强自信，加强对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的清醒认识；展望未来，更有利于探明前进道路，构建全社会的共同愿景。

　　对当代中国经济而言，有一个最大顽症，就是“二元结构”。尤其是城乡经济的“二元化”问题，虽经改革开放30年努力，仍没有解决，甚至在某些方面，城乡社会的经济落差仍有扩大之虞。

　　现在，随着国内外经济格局出现深层次结构性变化，特别是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正在寻求新的突破，从经济安全、社会和谐，以及生产诸要素之间价值关系的重估角度看，可以说，中国社会已经具备了根治“二元结构”的基本条件，已经为下一轮改革开放提出了影响更为深远的历史新命题。

　　说到“二元结构”，其实，这不是一个大家陌生的话题，而是有上百年历史的老问题。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演进的过程中，其“二元结构”的特征，正如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所揭示的那样，和多数工业化国家初期面临的规律性问题没有太大差别。

　　只是这种“二元结构”，表现在中国，主要就是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表现在中国农村，就是典型的“三农问题”。这个问题，从上世纪初，中国开始探索工业化道路，就已经突出地表现出来。例如，繁华的城市与凋敝的农村，曾经几度成为十分扎眼的社会景象，让人忧心。

　　而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面临的是经济崩溃的悬崖。因此，选择以部分沿海城市为突破口，搞经济特区，推行部分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模式，既是历史条件所限，是这一轮改革开放不得已的选择；也是积累资金、技术，培育市场、重构产业，为经济腾飞做准备的必然选择。但其付出的代价之一是，经济的“二元化”问题，特别是城乡经济的“二元化”问题更为棘手。

　　现在，30年过去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实力与基本结构，与昨日相比已非寻常可语。如果以2005年取消农业税为标志，可以说，现在中国社会的运转已经主要依靠二、三产业的收益来维系，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国家的行列。而从经济实力与经济结构上讲，中国已经有条件解决最为顽固的经济问题，也就是“二元结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选择关口。

　　首先，从各种生产要素之间的估值关系看，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之间的估值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在资本横行，新科学、新技术迭出的时代，在信息传播已经基本没有时空限制的时代，在现代物流与交通系统日臻完备的时代，包括土地、矿产、空气、水等在内的自然资源，与资本、知识、技术、劳动力等在内的社会资源之间的估值关系，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调整。

　　而广大农村拥有最多的资源，就是土地及其与之直接相关的各种自然资源。现在，土地作为一种唯一不可移动的生产与生活要素，其内在价值正在被重新认识，并随着经济开发、城市化进程、区域经济由低向高不断发展，正在被不断重估。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解决城乡经济“二元结构”问题不可缺少的观察点。而有关研究人士提出，让农民通过土地创造财产性收入，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新的思维。

　　其次，从经济安全的角度看，如今农产品生产从未像现在这样对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乃至金融市场的运行产生极为复杂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包括对生活安全的影响、商品价格的影响、消费心理的影响，也包括对金融与商品期货市场的投资操作与投资预期的复杂影响。从近两年不同市场之间的交叉互动看，农产品的产量、质量，以及安全性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整体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

　　例如，近两年小麦、玉米等粮食产品以及农副产品的产量问题，特别是部分粮食产品转向工业用途，导致粮食供求结构发生新的变化，诱发了本轮全球性的通胀压力。而在商品期货市场，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暴涨行情，严重扭曲了农副产品的价格信号。至于食品安全，则早已成为全世界消费者最为敏感的话题，并对农副产品的生产与流通造成了极为多面的影响。总之，农副产品安全已经不是局部的问题，而是影响整体经济与金融安全的重要因素。

　　再次，从社会和谐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由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转变，已是一种必然的历史回归。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以平均9%的增长率高速发展，主要采取的是一种非常手段，也就是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突破的非均衡手段。这种时间短、见效快的发展方式，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积累了基本的物质基础、生产基础和财富基础。当然，付出的代价也是多方面的。其中，地区发展、城乡发展、社会不同阶层发展的不平衡，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中国社会由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转变，不仅已经具备了基本的经济实力，可以对后发地区和社会阶层进行反哺、支持，而且也是创造一个更大、更安全、更有消费能力的市场，以及更有升级能力的生产与消费群体的必然要求。只有当13亿中国人的整体收入与消费水平能够持续踏上新台阶，中国社会的整体经济潜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因此，近年来推行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改善公共服务，强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等措施，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有深远意义。而这两年在一些地区开是探索的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正是一种结合了包括对土地要素在内的城乡生产要素的重新评估、以及对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认识和新思维。这是对新一轮改革开放进行的新尝试，是一项很值得关注的重要实践。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未来30年，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在哪里，中国社会又将怎样呢？正所谓风云际会。就在这历史当口，以华尔街金融危机为标志，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正在发生突变，国际商品市场、金融市场正在重新洗牌，国际生产、贸易秩序也因此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此时，观察中国经济的走向，好比站在山顶上，一方面，沿海已开发地区，正可以把握这难得的高端市场调整机遇，海纳高端人才，配置高端科技与服务资源，进行产业升级和经济深化；另一方面，在开发和待开发地区，正可以根据自己的禀赋优势，利用市场调整机会，引进或创设更有效、更环保的生产与服务项目。

　　历史走到今天，可以说，破解中国经济“二元结构”的时间之窗已经打开。新的机会与新的成长空间已经呈现在面前，就看人们特别是投资人怎么想、怎么做了。(亚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