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脱离海外市场阴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拉动“内需”。如果8亿农民收入能实质性提高，那么广阔天地所催生的新市场需求规模绝不容小觑。

　　海外金融危机风波愈演愈烈。最新的报告让悲观情绪更甚，知名研究机构纷纷调降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增长预期，甚至认为此轮经济波动的谷底要延至2010年。全球经济如此，在悲观的观点看来，当外部金融乃至经济渐次深陷困境，期望中国的A股市场、中国的经济实体独善其身，宛若天方夜谭。

　　基于理论分析看，这样的担心似乎并非过度。我们无需罗列各种有关经济衰退的数据，事实上，无须衰退现“真身”，只要经济衰退的阴影预期出现，就会在经济体内部形成自我抑制作用：银行惜贷、企业无力投资、商业债务纠纷增多、居民消费疲软……这些因素最终让经济体自身的恢复能力丧失。

　　心理情绪不仅会影响金融市场，还会干扰到实体经济领域的运行，最终放大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给市场运行造成更大的伤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改变预期甚至比改变真实经济还要重要。就预期而言，笔者认为，中国实现市场心理预期改变优化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海外市场，断言中国经济无法独立于全球经济周期并不足取。

　　要想脱离海外市场阴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拉动“内需”。尽管这一政策方向说起来容易，但实践起来却需要调控部门莫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制约中国内需拉动的关键在于农村，农民的整体收入状况几乎是一把双刃利剑。如果8亿农民收入能够实质性提高，那么广阔天地所催生的新市场需求规模绝不容小觑。而实现农民收入大幅提升的关键，就是对于农地流转权力的市场化归位。

　　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市场流转一直不顺畅。农地流转定价过程不透明，村集体名义上拥有决定权，而村干部则拥有实际控制权。其结果就是农地流转定价普遍偏低、农民自身在农地流转中的利益分配缺位。数据显示，土地流转中地方政府获益60%～70%，而村集体获益约20%，直接根植于土地的农民获益不过10%。作为农民所直接拥有的重要生产要素，却无法带来更多的直接利益，反而被地方政府以及后续的土地开发商大赚级差地租的利益，可谓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问题与憾事。

　　这一状况极有可能获得巨大的历史性转变机遇。即将举行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就农村经济社会体制作出重大改革部署，其中农地要素资源价格合理体现、提高农民收入等问题可谓首当其冲。资源价格作为商品市场的根源，实现合理定价后的市场现实意义可谓巨大。几年前当初一些国产电视企业，曾发起所谓“彩电下乡”运动，试图实现“家家有彩电”的商业计划，但最终的结果却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一是农村社会基础设施不到位，很多地方基本电力供应尚无法完善；二是农村家庭电器升级的消费欲望极其低迷，轻易不愿意购买新产品。随着土地流转定价体制的到位，打破这些瓶颈的历史机遇已经逐步到位。关键就在于农村商业利益补偿的空间非常巨大，这一点从开发商透过四处圈地所获得的天价暴利，就能够看出其中的制度溢价空间。这笔溢价资金如果能够合理使用，势必能够带动整体农村市场需求的爆发。

　　尽管具体的改革部署尚未明朗，对经济拉动效应的测算也不明确，但我们已经拥有独一无二的改变长期增长预期的重要理由。

　　笔者判断，一方面海外金融危机是否最终演变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尚存变数；另一方面对于人口数量庞大的中国而言，一旦内需获得实质性启动，极有可能在逆势中成就更加强大的世界市场经济地位。所谓危险与机遇并存，究竟何者为重，就要视乎政策调控部门的科学部署与推动了。(马红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