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乡务工者蹒跚的脚步提醒我们，从中低收入群体承担的风险看，企业高管们更应该制定降薪计划。如果企业高管依旧年薪千万，中低收入群体却面临就业艰难和薪水暗降，显然不是“共克时艰”的样子。

　　忙碌的国家发改委新闻官用一句“莫名其妙”，否认了“正在起草社会大范围涨工资草案”的传闻。随后，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的继续追问，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表示，“据我所知，还没有这样一个大规模、大幅度增加收入的考虑。”虽然“涨工资”传闻就此打住，但无妨我们再追问：没有普通居民的“涨工资计划”，那有高管们的“降薪计划”吗？

　　如果说，目前社会大范围涨薪计划并不现实，那么，给高管们定一个降薪计划却是必要之举。

　　国际劳工组织最近发出警告，全球金融危机将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随着经济增长放缓，首当其冲的是那些低收入的人。该组织的研究部门主任托雷斯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贫富家庭之间的差距已经扩大了。除非能采取一套长期的结构性改革，否则情况将会变得更糟。他补充说，虽然经济救援计划的费用是由所有纳税人来分担，绝大部分是由低工资工人来承担,但并不是每个人在经济扩张期繁荣期都享有同样的好处。

　　试把美国大企业高管薪水与普通员工的薪水进行对比，就会发现，2007年，高管薪水是员工的275倍，而在30年前，这一数据则为35倍。从这个角度看，金融危机也是对收入差距过于悬殊的一次极端“报复”。

　　反观我们国内，不能不正视收入差距同样不合理的现实。有人说，金融危机是富人的危机，他们的财富一蒸发就是成百上千万元，普通百姓担心什么。恰恰相反。如果金融危机是一只老虎，老虎开始咬人了，但最先咬疼的不是这些富人，他们无非是放弃乘坐私人飞机、减少更换豪华汽车而已。富人蒸发的往往是财富的数字，普通人蒸发的就是维持生计的饭碗和面包。

　　虽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出通知说，近期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这是为了稳定就业。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鉴于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即便暂缓调整最低工资，暂缓“大范围涨工资”，但却不能暂缓“限高”，更应积极“限高”，给高管们“降薪”。共克时艰，高管们的薪水更没有理由“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离乡务工者蹒跚的脚步在提醒我们，从中低收入群体承担的风险看，高管们更应该制定降薪计划，顾及普通百姓的感受和遭遇，主动放弃高额奖金。如果企业高管人员依旧年薪千万，中低收入群体却忧心就业前景和薪水暗降，显然不是“共克时艰”的样子，也违背社会公平公正。

　　前几天，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郭克利还透露，由金融危机带来的劳资矛盾案件多发期，将在明年上半年凸显。他说，年底临近，有企业开始裁员了，这必然带来劳动争议案件的激增。从千方百计防止劳资纠纷激增看，需要高管们多一点社会责任心，自己拿着天价薪酬，却要通过裁员降低人力成本，将金融危机风险转嫁到承受能力最弱、也最没有能力转嫁的人群身上，必然为劳资纠纷埋下引火线。

　　沪市一家上市公司新近的公告称，公司8名董事将主动降薪与上市公司共渡难关。下调后，公司董事长月工资由先前的3.5万元降至2.8万元，总裁月工资由5万元调至4万元。虽然，现在有一些企业高管自降薪酬，但没有形成共识，力度也不大。奢望他们主动割舍天价薪酬，未免过于天真。有关部门还应该积极地敦促“限高”先行一步，适时调整少数高管收入过高过快现象。

　　这个特殊时期，尤其要防止收入分配、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提低”、“扩中”、“限高”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大方向，就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收入，限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过高增长。从现状看，“提低”的步子迈的较快、较大，“扩中”和“限高”困难不小。尤其面临金融危机影响和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加，难度进一步凸显。但社会对“扩中”尤其是“限高”的呼声并没有停止。(成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