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患与淮北社会生态衰落

　　长时期里，淮北地区被称为“洪水走廊”，洪水对淮北生态的影响至关重大。淮北的洪灾是如何形成的呢？1680—1855年的近200年里，中央政府每年在淮北均要投入数百万两白银的治水经费，进行大规模的治水活动，为什么始终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水患问题呢？淮北不同的亚区为什么常常要为一道闸坝、一条河流而大动干戈呢？这些问题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中国传统政治密切相关。

　　黄淮治水最终导致泗州沉没

　　万历七年(1579)，潘季驯主持的黄淮治水工程竣工。这次工程共筑土堤长112268丈，砌石堤3374丈，堵塞大小决口139处，修建每座长达30丈的减水石坝4座、新旧闸和车坝各3座、函洞2座、减水闸4座，筑拦河顺水等坝10道，疏浚运河淤浅11563丈，开河渠2道，栽植护堤低柳832200株。为了加强清水对黄河泥沙的冲力，潘季驯设计逼迫全部淮水以趋清口，将大涧、小涧等原来出水口全部闭塞，这就是治黄史上著名的“蓄清刷黄”、“刷黄济运”之策。

　　在实践中，由于黄河不断淤垫，湖水入黄越来越困难，反而常被黄水倒灌。唯有人为地提高湖水水位才能勉强刷淤，这样，潘季驯所筑的高家堰在一代又一代河臣们的努力下不断加高加固。1677年，靳辅治河，大修高家堰，南抵翟家坝，北迄烂泥浅，并大辟清口，挑引河四五道。由于淮河中游地区地势极为平坦，河流落差极小，筑堰蓄水所淹的面积巨大。这样一来，泗州等地随时都面临灭顶之灾。康熙十九年(1680)，泗州城终于永沉湖底。可以说，靳辅主持的这次河工是泗州沉没的直接原因。

　　人为的水患

　　苏北地区的水患，事实上也是人为“治理”而成。徐州、海州地区原为淮、泗、沂、沭交汇之地，但河道通畅，水流井然有序，“亘古不闻有水患”。后由于黄河、运河、淮河三条大河在这里相交，中央政府每年都要在此大兴河工，进行“治理”，造成了这里的水文环境严重恶化。“有明以降，浊河南夺，分汶导泇，截沂摈沭，阻濉遏淮。乃成今局。其流毒所及，决丰沛而微湖淤，决邳宿而骆马淤，决清安而硕项淤。害在河北，泗沂沭无所潴矣。其南岸则叠决于砀、萧、铜、睢、桃、清之间，而洪泽淤；又决阜宁，而射阳淤。淮无所潴矣。不宁惟是，河既自决而又以人工分之，分而北，则以王营减坝为最大；分而南，则以毛城天然峰山为最著。其余减水诸口，两岸如栉。凡黄水所至，悉摧崩破裂，淮、泗、沂、沭无完肤矣。”

　　马克思指出：“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在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自然力控制在最高统治者而非社会手中，他们占有和驯服自然力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为了眼前的榨取而非长远的产业发展。从这里就不难理解淮北的衰落之因了。

　　水患导致淮北衰落

　　水患是淮北衰落的根本原因。而水患的形成基本上是人为的结果。在唐以前，尽管淮北地区水道密布，但主河道均具通航、灌溉之利，维持着良性的生态循环，自然环境与农业生产条件非常优越。那时，淮北是全国的粮仓，是最富裕的地区。1194年杜充掘开黄河大堤，使得黄河夺淮，初步破坏了淮北的水利系统。淮北经济开始衰落，但那时黄河南北分流，淮北地区的水灾并不严重。

　　明中后期以后，由于维持运道的需要，代表中央政府的河臣们逼迫全部黄河水流向徐、邳地区，人为地把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灾患全部转移到淮北地区。加上明祖陵的政治地位，造成明代的治河方略经常前后不一，不得不牺牲周边地区来捍卫祖陵，使得这一地区的生态遭到了无以复加的破坏。而潘季驯主持修筑的高家堰，虽然暂时解决了黄河的淤垫问题，但却在基本上没有什么落差、地势极为平坦、极不适合修建水库的淮河中游地区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人工湖泊洪泽湖，把堰西数千平方公里的乡村镇市变为鱼鳖乐园，并在堰东地区的上空悬了一把每年必定下落的利剑，实为淮北生态衰变史上的分水岭。在以后的300年里，一代又一代的河臣们不断加筑高家堰，不断扩大两淮地区的灾源，并把泗盱与高宝地区的百姓推向你死我活的地区性博弈，成为明至民国年间无法解释的地缘性冲突与对立。

　　到了清代，尽管最高统治者较为重视农业生产，但维持运道仍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拒不采用被证明为效率极高、成本极低的海运，极大影响了对农业的关怀。而大部分河臣并不具备专业的水利知识，往往凭一己之智，通过揣摩最高统治者的意图，随意规划治河方案。当然，这些治河的宗旨多以牺牲淮北，特别是江苏的淮北地区为常见。加上治水事务中的各种腐败层出不穷，各种河务工程问题重重，劣质工程司空见惯。淮北的水患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治理。

　　民国年间，尽管像张謇、许鼎霖这样的两淮名士以导淮为己任，但国家的财政状况无力负担治淮的巨额开支，是以那时的治淮多流于计划而鲜于实践。已有的治理活动，或规模太小，或中途夭折。到1938年花园口决堤，又让淮北地区成为广漠的黄泛区，再次造成淮北生态的畸变。

　　归根结底，淮北是被传统专制权力牺牲的地区，维持空洞的政治象征与实质性的漕粮供应是国家的最高利益，淮北地区的生态畸变则被视为局部利益。在淮北内部的地区性博弈中，博弈的最终砝码仍然是每个地区权力拥有者们势力的大小。这种势力基本上与各个地区的富裕程度呈正比。在淮北这一被国家牺牲的宏大区域中，各子区域为了减少各自的损失，只能把灾祸推向邻区，每个地区都不得不最大限度地运用本地区的权力资源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在明朝时，中央政府就被各种各样的派别所把持，到了清代，即使康、雍之世，以地域划分的派别仍然盛行，他们更倾向于代表私益而非公利。那些官僚数量较多、乡谊联系紧密的地区，常能较好地维护本地区的利益，客观上把损失转嫁到邻近地区。这样做的结果，势必遭到邻区的抗衡，形成无法辨别是非的僵持局面，最终被共同牺牲。

　　作者：马俊亚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