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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强写《红日》两鬓生白发 体重下降16公斤

2010年11月19日 10:52 来源:解放日报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石湾

  吴强写《红日》,体重由74公斤降至58公斤

  吴强是解放战争的亲历者。他原名汪大同,江苏涟水人,生于1910年,1933年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8年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次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干事、科长,苏中第二分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吴强一面用手中的枪对敌英勇作战,同时用手中的笔反映部队和根据地的火热生活,写了独幕剧十多部,创作了不少中短篇小说。解放战争期间,他作为苏中军区政治部副部长、华东野战军六纵宣教部部长,亲历了第二次涟水战役与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著名战役。1947年5月17日,即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二天上午,吴强在驻地的村口,亲眼目睹了张灵甫这位梦想“立马沂蒙第一峰”的“常胜将军”,躺在一块门板上被解放军战士从山上抬下来的情景。由此,他萌生了一个念头:要把从涟水战役到张灵甫死于孟良崮这个 “情节和人物都很贯串的故事”,组织起来写一部长篇小说。

  然而,部队每天都在行军打仗,根本静不下心来写作。新中国成立后,吴强于1952年转业到地方,经过长期的艺术构思,他终于带着8万字的《红日》故事梗概和一大皮箱资料,躲进南京军区招待所一间僻静的房间,开始构筑这项浩大的工程。

  他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抽两三包烟,不完成6000字的任务不上床,直抽得口舌发麻,吃饭味同嚼蜡,胸口隐隐作痛。虽说住在招待所,却常常错过开饭时间,—天吃一顿饭是常有的事。

  废寝忘食地写作,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摧残。他两鬓生了许多白发,满脸皱纹,憔悴不堪。有一次晚饭后上街散步,竟撞在一棵树上,还向那棵树连声致歉,引得行人驻足哄笑,以为他神经错乱了。初稿完成的当天,他感到身上再也没有一丝力气,只得住进医院输液。半个月之后,身体稍稍复原,他又提着皮箱来到了杭州的一个部队招待所写第二稿,整整持续四个月,才算画上了句号。而此时,他的体重已由74公斤下降至58公斤,几近虚脱。

  《红日》送稿,两次杳无音讯,一次大受好评

  吴强先是将稿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等了很长时间,杳无音讯,不得已亲自赴京,跑到出版社把稿子要了回来,直接送到总政文化部“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交给了出版编审处处长,又等了半年,仍无人与他联系。无奈之下,他只得向老战友沈君默求助,设法与中国青年出版社接洽。

  沈君默是《渡江侦察记》的作者。 《渡江侦察记》的电影文学剧本就是由中青社出版的,深受读者喜爱。 1957年5月,沈君默找到中青社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家,讲述了吴强书稿的遭遇。沈君默说:“我把稿子拿来给你,你们看得快,作者已经委托我代办。 ”第二天,他就抱着一大包稿子跑到江晓天家来。

  当时,江晓天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他抽出一天半的时间将40万字的稿子浏览了一遍。他原本也是新四军的,虽未亲历《红日》中所写的三次战役,但这三次战役的胜利和挫折,都曾牵动过他的心。他越读越受感染,心里充满愉悦和兴奋之情。最令他感佩的是,吴强笔下的人物形象各具个性特色,鲜明生动。尤其是对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如74师师长张灵甫的形象刻画,不是简单化的漫画式勾勒,而是敢于挖掘他的内心世界。此外,小说还用相当篇幅写了我军高级干部的爱情。自建国初期错误地批判了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之后,军事题材作品几乎再也看不到爱情描写了。由此,江晓天感到《红日》是一部有重大突破的军事题材作品,看完稿子的当天晚上,他就把它作为向建军30周年献礼的重点书稿交给了编辑室副主任陶国鉴。

  第一次印刷四万五千多册,第二次印刷一万六千册

  一个月后,陶国鉴向江晓天汇报,稿子已发排了,不过,石东根这个人物是否需要作一些删改?江晓天知道,他指的是吐丝口战斗中,我军一个连活捉千余名俘虏,连长石东根在欢庆会餐时酒喝多了,穿上缴获的将官服、大皮靴,挎上指挥刀,骑上大马到野外奔驰的情节。江晓天想了想回答:“石东根那样是有点出洋相,不过军长已批评了他,事后他也感到后悔。再说,生活中人物的个性是多种多样的,这样描写更能表现生活的多彩,也显得很真实。 ”

  距离“八一”建军节只有一个多月了,为了争取时间,陶国鉴与校对、美术设计等业务部门紧急协商,制订了一个日程表,并把中青社为《红日》的出版大开绿灯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吴强。吴强高兴地回信说:“你们对这部东西,采取热情的态度,紧急的步骤,我很满意,大样来不及,我就不看了。”此后,吴强又连续来了六封信,每封信都提出一二处小的改动。陶国鉴以文学编辑室的名义立即回信告诉他:“历次修改的地方,均已一一照改,此点望您释念。 ”

  他同时在信中告诉吴强,“《红日》第一次印刷四万五千多册,第二次印刷一万六千册,两次印刷相距甚近。 ”

  《红日》终于以惊人的速度在7月20日提前出版了。

  两次重版,均作了无奈的修改

  《红日》的喷薄而出,震撼了中国文坛。评论界一致认为,这部作品正面展开我军全歼国民党王牌军74师的宏伟画面,激越、壮丽,洋溢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热情。

  然而,《红日》的责编陶国鉴在《红日》出版后不久,就被错划成了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因此,1964年下半年《红日》再版时,就换由王维玲当责任编辑了。

  王维玲回忆:“当时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 ‘两个批示’已广为传达,中央和各地的文艺部门、出版部门正紧张地贯彻执行。在这样的大环境、大背景下,出版社毫无例外都谨慎起来,对已出版的读物,不敢轻易签字再版。恰在这时,新华书店向中青社提出再版《红日》的要求,经编辑室研究,由我执笔,以编辑室的名义,给吴强写了一封信,建议他对一些爱情描写作适当删节;对张灵甫的描写,特别是他被歼时的惶恐、紧张、绝望心理要加浓加重;对连长石东根酒后失态的描写要淡化。 ”

  此时,吴强作为一名老党员、老作家,也感到形势不同寻常。在寄回修改本时,他在信中写道:“你们提出的均应认真考虑,能改的就要改。 ”根据吴强寄来的修改本,1964年底印了一版。

  1965年,新华书店又一次提出再版《红日》的要求,这时已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和众多知名作家纷纷被公开点名批判,政治空气已十分紧张。此时,出版社再版谁的书,首先要与作者所在的部门取得没有问题的证明信后,方可安排再版。吴强也不例外。中青社向上海有关部门发了函,回函明确表示:“目前尚未发现问题,可以再版。 ”但也指出:“该书内容上的问题,一是爱情描写,二是连长醉酒丑态,三是团长死后气氛太悲观,四是张灵甫之死,读者意见较多,应当修改后再版为妥。”按照这些意见,吴强又一次进行了修改。

  风雨过后见彩虹。 1980年中青社再版 《红日》时,理所当然地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事实证明,1959年以后的修改都是不必要的。截至1995年底,《红日》已经印刷了48次,发行180多万册。如今,《红日》又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热播,若吴强地下有知,一定会为这部红色经典深入人心而感到欣慰吧。

  (《红火与悲凉:萧也牧和他的同事们》,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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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蒲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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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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