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久
新闻人跨界操刀写作《国家》、《民生》
成龙曾说：“我去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唱《国家》，今年我和媛媛共同演唱了《民生》，这首歌更像是党对人民的表达，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唱《民生》。”
汶川大地震期间，他以一首《生死不离》声名鹊起。国庆60周年，《国家》成为天安门焰火晚会“压轴”曲目，当郎朗在夜空中奏响钢琴、成龙和刘媛媛在人民大会堂楼顶放歌的那一刻，亿万人民为之喝彩。之后，他又创作了《民生》，人称“新主流词人”。他，就是王平久。
撰文：本报记者 程雪超
抓大题材：
写歌时知道老百姓在想什么
广州日报：近几年你写了很多主旋律的“红歌”，关键词都抓得特别好，像《民生》、《国家》，怎么敢抓那么大的主题呢？
王平久：本身我就是新闻人出身，平时经常跟老百姓打交道，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比如说“民生”其实天天都能感受得到，听完歌曲内容，你自然就会觉得我不是那种只卖噱头的标题党。《国家》这个歌词是我内心的流露，很快就写完了，但是压力肯定大啊。金培达老师后来跟我说，一收到我的短信，还没来得及看歌词呢，先看到了歌曲名字——《国家》，就觉得手机一下子重了好几倍，心里打鼓：太沉了，这么大的题目，不好写呀！
广州日报：《国家》怎么想到跟成龙合作推这首歌呢？又是怎么想邀请刘媛媛来唱这首歌呢？
王平久：其实也没费什么周折，我跟成龙关系很好，了解成龙想什么东西，希望做什么东西。拿给他听他觉得这歌不错，没想到能把这么大的题目写这么小。刘媛媛呢，她唱《五星红旗》这类歌曲还是不错的，她骨子里就是比较正统的那一种，在“红旗歌手”的印象里面给人比较深，两人配合也默契。
广州日报：《民生》这首歌是怎么诞生的？
王平久：去年底我觉得大家会越来越重视“民生”这个话题，这首歌出来后，今年“两会”期间特别关注民生这个概念，证明我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我觉得《民生》这首歌会比《国家》更好，因为这首歌写了好久，比之前更用心。其实这首歌我写了两版词，最后选的那版，经过很认真的思考，怕别人挑毛病，其实我觉得只要观众能看明白，唱出来舒服就行，没必要非得“之乎者也”，因为语言是在进步的。
说转型：
做新闻有助于写歌抓关键词
广州日报：你写了很多当代“红歌”，你年轻时喜欢哪些“红歌”呢？
王平久：很多传承下来的“经典红歌”我都很喜欢，比如《让我们荡起双桨》。但是我们没法去跟老一辈比较，因为老一辈那会儿写东西时还打仗呢。（笑）人家那会儿是什么生活，我们现在又是什么生活，写歌时的情景和环境都是不一样的。
广州日报：从新闻人转型做音乐人，你写的题材特别好，对此你怎么看待？
王平久：其实多数时间我还是在做新闻，只是偶尔做做音乐而已。“跨界”这个词都是外界给的，我没觉得自己转型，我在音乐界里抓新闻点抓关键词是做得最好的吧。
广州日报：那你在歌曲的创作到推广方面是不是遇到很多困难呢？
王平久：确实歌曲在推广时很难，不像写歌词那么简单，作为圈外人，你要做好一件事，你就必须要照顾别人的情绪，有些人认为你不是干音乐，你不懂。另外，现在音乐的推广方式也不像从前，想捧红一首歌很难，好在我背后有一支很优秀的团队。
谈新老红歌：
当下的歌曲不再“苦大仇深”
广州日报：当代写“红歌”的音乐人中，你算是年轻人中的佼佼者，你觉得跟以前老一辈“红歌”音乐人比有什么区别？
王平久：我觉得本质上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现在没有当初的“苦大仇深”，表现最真实的东西和阶级性。现在多是歌颂祖国一片美好形象，不像以前表达的是一种渴望，一种价值。如果说以前的“红歌”表达的是一种愿景，那么现在表达的就是一种感谢。
广州日报：当代“红歌”在内容上是不是比以前硬邦邦的歌颂更加柔软了呢？
王平久：对啊，现在歌曲在内容上更注重直入人心。以前的“红歌”多是鼓舞性的东西，现在时代不同了，比如说《北京欢迎你》这首歌里面就不需要以前那种口号性的东西，而是表现真诚朴素的情感。
广州日报：那你觉得现在的“红歌”市场有多大呢？会不会不如流行音乐那么好？
王平久：我只是在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红歌”必须有人做，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被大家认可的就是好东西，真的好东西不用去刻意。
广州日报：你从作奥运歌曲到现在成立公司，推红歌和当音乐人，一路走来都有哪些艰辛？
王平久：我涉足音乐这一行也受到过一些非议，但我从来不在乎别人说我什么。有些人一辈子就选择轻松，有些人就会选择痛苦，而我就是喜欢受折磨的那种吧。经历过北京奥运会，你会觉得理想和精神特重要。奥运期间我晕倒10多次，铁打的都不行。其实我也怕死，甚至怕晕倒的事让我妈妈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