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越
“浙派”是中国篆刻流派中异军突起的一座高峰。明末清初，篆刻出现竞相摹拟、斗巧争奇的趋势，以技术代艺术，怪异庸俗之风盛行。钱塘人丁敬(1695-1765)另辟蹊径，力抵颓风，开创了“浙派”篆刻，风格纯朴古雅，刀法犀利中求生涩，独树一帜。自清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200多年间，“浙派”篆刻发展成为一支重要的流派，其影响不止于西泠诸子，晚清的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等篆刻大家，无不从“浙派”入手，卓然成家。
“浙派”又代表着低调谦逊的治印风格。不久前，“浙派”当今篆刻代表人物江成之一脉三代师生的作品，隆重展出于上海朵云轩四楼展厅，使一般的读者对“浙派”篆刻之古雅工整和它的“流传有序”有了感性的认识。这场名为“传承百年、活力犹现——‘浙派’印学的源流及传承”的篆刻展，梳理了数百年“浙派”的流变发展，为沪上金石书画的鉴藏吹入一缕清风。江成之先生由于身体欠佳，未在展会上露面。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打浦桥路的江宅，探访这位老印人的艺术世界。
一方“中流砥柱”印腹稿打了二十多年
千百年来，在黄河三门峡大坝下游的激流中，一块巨石傲然兀立。无论波涛如怒的洪水季节，还是山残水瘦的断流岁月，都不能动摇它。古往今来，这方景象被视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它被命名为“中流砥柱”。
在一位87岁的老人的脑海中，不论是睡着还是醒着，都在默念着这四个字。他在病床上躺了好几年，帕金森综合症使他难以再拿起相伴一生的刻刀。但在老人尚未模糊的意念中，已经将这四个字刻了无数遍，不断重写而又涂去。他以毕生的治印才华，反复琢磨着这四个字的布局与划画，至今尚未完成。
“这四个字，我想了二十多年了，还没有想出满意的摆法，还在想……我没有刻出来，希望下一代人能完成它……”
病魔不停地折磨着老人。他艰难地发出含混的声音。他的弟子周建国一边为记者担任“翻译”，一边轻声向老师讨教：这四个字怎么摆呢？“三一”还是“一两一”？
“两两。”他肯定地答道。
“‘两两’要排得好倒是蛮难的。”周建国转头对记者解释，四个字按“两两”排列，是最普通的排法，但要排得巧很难。
“最难的是 ‘流’字。怎么摆，还没有最后定下来。”老人在枕上沉吟道，闭上眼，仿佛在回顾曾经设想过的无数种布局，随即举目向弟子叮嘱：你也去写写试试看，用皖派邓石如的写法。谈到这里，老人似乎回到了他熟悉的朱白勾画的变幻之中。他的神情如此恬静。他的心仿佛一方上好的玉石，耐心等待着最佳落笔的灵感，时间的流逝和外物的变化，对他来说不重要，高龄与身患重病，似乎也没能使他遗憾与焦急。
“邓石如？”周建国略感惊讶，向老师求证道：“是要用邓公那种偏圆的写法吗？‘中’字也用圆的？”
邓石如是清代碑学开拓者和奠基人，是邓派(亦属皖派)篆刻领军人物、细朱文发展转折人物，以“长势取姿、圆润通畅”的风格著称。
见江成之缓缓点头，周建国还是难掩意外。在他追随老师的二十多年中，所见作品中借用皖派的笔法并不常见。“我知道老师想刻这方印已经十几年了，但今天还是第一次听到他说想用邓石如的方法来排列。”他意识到，直到今天，老师仍然在寻求艺术上的突破。
仅仅四个字的摆法，想了二十多年，想入了幻境，仿佛还要一直想下去，直到出神入化为止。这份艺术的单纯，在今天的世界里几乎是一桩奇闻。
他说：“人，要做中流砥柱。”
节衣缩食书肆冷摊觅宝
1924年的腊月初四，江成之出生在浙江嘉兴新塍一个世代书香之家。他原名江文信，因《论语·卫灵公》取“信以成之”句而成名。7岁时被送到嘉兴念小学，读书之暇，小文信在大人们的指点下常常临碑摹帖，尤好北碑金石文字，喜其劲挺豪放，有笔有刀。
1937年，日寇南侵，江家避难于上海租界。在中国中学就读时，一次全校书法比赛中，他写的一幅掺以北碑笔意的作品获得名次，被师长首肯。在“孤岛时期”，少年江成之开始喜欢上了篆刻。学篆刻必须要看许多前人的印谱，但那时他能找到的印谱很少，印在广告宣传品上穆一龙刻的《朱子家训》、石印的《诗品印谱》和《飞鸿堂印谱》残卷等，都被当成宝贝收藏起来，每天研究。后来托人买到了上海西泠印社出版石印的《西泠八家印谱》，江成之顿觉眼界大开，后来他回忆道：“对于历史上的印学流派，我独钟情于‘西泠八家’，这可能与我的艺术个性相合之故。”
年纪虽小，江成之已形成不急不躁、沉静稳健的性格，颇有古人之风。1943年，一位表兄带他去拜访了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书法篆刻一代宗师王福厂(福庵)。见到这位少年双勾的八家印稿和刻印习作后，王福厂甚是赞许，表示愿意收为弟子。从此后，江成之一面在老师的指导下大量双勾摹勒诸多秦汉印谱，“窥得了秦汉印呈精美绝伦之堂奥”，一面在课余有意识地寻访书肆冷摊，购藏浙宗先贤印谱原石。
“一个穷学生的经济条件毕竟有限，故我节衣缩食，尽自己最大力量去‘觅宝’。”沉浸在少年时候的经历中，江成之对记者歉然一笑：“我得了帕金森症，小时候的事情没忘记，新的事情记不住了，比如一支常用的药膏想来想去想不出名字，蛮滑稽的。”
往事如烟。他那时候常去的是汉口路上的宣和印社，由于常去“选购”旧印和印谱，这个一表人才而又沉默寡言的年轻人引起了印社主人方节庵及其胞弟方去疾的注意。方去疾比江成之大两岁，温州人，后来也成为印学界的领衔人物。
从一个细节可以窥得江成之的青年时期。老人告诉记者：“刻印之外，我没有特别的爱好，除了听音乐。我喜欢西洋流行音乐，印象最深的是电影《出水芙蓉》里那段小号的旋律。”美国小号演奏家亨利·詹姆斯吹奏的《霍拉舞曲》是影片插曲之一。如果不是他亲口所说，记者很难想到这位稳重的老人钟情于这支欢快流畅、热闹诙谐的曲子。记者想到他曾治过一方印，题曰“肝肠似火，心境如冰”。
1947年，经王福厂推荐，江成之加入了仰慕已久的西泠画社，同时入社的有秦彦冲、叶璐渊、吴朴堂、方去疾、高式熊等人。第二年，26岁的江成之结婚了，新娘是嘉兴老家一位钱庄经理的千金。
妻子邹芳英理解他的爱好。那个时代的恋爱方式是写信，婚前两人一年通几次信，江成之言语不多，但总会提到刻图章、拜访名家、寻印谱之乐；婚后，一间小房子里只有一张饭桌，吃过晚饭，江成之就“霸占”了饭桌，不是刻就是写，但到了星期天，邹芳英要摊开来缝制衣裳，就得和丈夫“抢”地盘。不久，邹芳英请人打了一张小小的写字台，代替床头柜放在卧室的床边。在家人的支持下，江成之有了自己的乐园。
“文革”浩劫后，刻刀抒胸臆
“抱歉抱歉，我没什么好讲，讲来也没啥意思。”老人眨动着眼睛，平和的目光，似有一道温泉流过。他喃喃地说：“我平凡得很，只是喜欢刻章。”
仅仅喜欢刻章，也得经受曲折的考验。从解放前夕到1959年，三个孩子相继出生，江成之为养家糊口而四处奔走，他毕业于大同大学商学系，本职工作是财会。1959年，他调入上钢三厂工作。由于政治运动不断，开会学习繁忙，他无法用心篆刻创作。
政治气候冷暖交替，篆刻艺术偶有小阳春。中日邦交逐步展开之际，一次，一个日本工会代表团访问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要求上钢三厂准备一份代表全市工人的礼物，江成之带领工人美术组成员刻了一套毛泽东诗词《忆秦娥·娄山关》组印，并做成一幅印屏。出自工人之手的高雅艺术使日本客人为之叹服。
上世纪60年代初，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明清篆刻家丛书”，邀请江成之为特约编辑，整理编辑了《丁敬印谱》、《赵之琛印谱》、《钱松印谱》出版，受到读者的欢迎。
然而到了1966年，“文革”浩劫开始了，篆刻先前寄托于领袖诗词、革命文件等载体，还可以公开发表，后来连“隶书”也有“四旧”之嫌，让人举步维艰。“为了夹缝中求生存，为了艺术的延续，一大批名家都开始刻简化字印章。”周建国回忆说，什么都不能做，那就做别的，总之为了继续生存下去。这门艺术的生命力之顽强，老一代印人之执着，令人惊叹。
“文革”后期，篆刻艺术忽又被重视，且提倡用简化字入印，江成之回顾这段时期，感受很复杂。“古为今用”传播篆刻艺术是好的，但也有坏的影响。“简化字入印历史上早有过，但终因艺术性不高，‘味道’不浓，未能成为篆刻创作的主流。简化字在造型上缺乏篆字的图画装饰美，笔划、章法较难安排；加之其入印实践少、成熟经验少，和有着数千年历史渊源，无数代人积累起来篆字入印的丰富经验无法比拟。”
“文革”结束，印坛也随之复苏。江成之已许久不刻。他拿起刻刀，以别样的心情，取宋人苏舜钦诗句刻了一对印，“旁观竹树回环翠”，“下视湖山表里清”，抒发出胸中涌动的晓畅。此后，他被借到上海中国画院参与编写《辞海》有关篆刻的条目，又被选为上海市第三、四届文代会代表，上钢三厂为他个人举办了一场篆刻艺术展鉴会，展出了一百多方篆刻作品。
1983年，由上海《书法》杂志主办、苏州艺石斋和上海西泠印社协办的《全国篆刻征稿评比》活动开始，这是“文革”结束后第一届全国性的篆刻大赛。江成之准备了作品去参加。在全国十名一等奖中，他创作的“遍地英雄下夕烟”印，得到了评委的全票通过。
至今，当记者问到他最得意的是哪一方印时，江成之还是首推“遍地英雄下夕烟”。那不仅代表着他技艺和思考上的巅峰状态，更重要的是，他将这次获奖视为人们对他四十多年来探究篆刻艺术的成果的肯定。
永远温馨的“星期天上午”
上世纪60年代起，三钢厂工会宣传干事得知江成之的特长后，请他在工余之时去辅导书法篆刻的爱好者。
张遴骏是1971年加入上钢三厂刻印组的，他回忆说：“这个刻印组在上海很有名气，因为有江成之先生辅导，又得益于产业工人的光荣身份，很快我们便成了上海书画社的工农兵作者，我也成了江成之先生的入室弟子。不过当时并没有什么拜师仪式，只是在刻印组活动时请江先生改改印稿，活动结束与他一起坐轮渡下班。过了一段时间，江先生叫几个学生星期天到他家去，悄悄地拿出了他珍藏的印谱，教大家用毛笔双勾的方法勾摹印谱。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学生们也像当年的他一样，四处勾摹过眼之帖，然后剪帖成册，互相交流研究，获得进益。”
星期天聚集在老师家切蹉印艺的一幕幕，在弟子心中留下永远的温馨。李文骏是在1968年经人推荐给江成之的。他记得，当时先生是“一位戴眼镜，着蓝中山装，儒雅的中年人”，当他鞠躬行礼时，先生含笑答应。他仔细看了李文骏带来的习作，鼓励说：“不错，不错。”
那天，江成之没有坐18路电车回家，而是和李文骏一路走一路聊，到了合肥路黄陂路口，他说：“小李，你已经认得我家了，星期天上午可以来。”第二天就是星期天，李文骏早早地赶到江家，开始了基本功的训练。“江师教学一丝不苟，为我改印稿，为我示范，即使是一枚普通的姓名印也是如此要求。有时还会打电话来，补充指导意见，从来没有厌烦过。在他家问业受教，有时晚了还能蹭到师母烧的一桌好菜。”逢节假日，江成之拿出收藏的旧谱，让学生们大开眼界，他屡屡强调以秦汉印为师，学生之间的风格也要拉开，不要被老师所束缚。
江成之的性格称得上“泥古”。被弟子围绕的江成之仍然很内向，除了谈论印谱、刀法，几乎没有多余的话。可是有一次，李文骏因为进步不大，作品常被退稿，心有弃学之念，被老师看在了眼里。隔段时间后，他到老师家登门拜访。临走时，江成之送他到门口说：“小李，你不来，我倒是蛮想你的。”一句简简单单的家常话，暖入李文骏的心扉，他从此再也没有动过放下刻刀的念头。
周建国是1984年拜入江门的。江门不易入，入门后更不易。“把业余时间刻的章拿去给老师看，他与印谱对照，重合90%以上，才算通过。这样几年下来，才能开始自己的创作。”周建国记得，刚开始创作时，江成之不断以“换字”法启发他：“这个字换成另一个字，或换掉两个字，怎么摆？”“他记性很好，看到一个字不好，会说，这个字摆得不好。他到现在还在启发我，你换一个方法摆摆看？说明我们现在还没有过关。”现在，周建国也已经有了好几位入门弟子，他沿袭老师的教法，点滴贴近江师的真传。
时间进入21世纪，老一辈印人陆续凋零，江成之备感落寞，他渴望再续促膝谈艺之缘，有时记忆会回到很久以前。
“我有一个同门，和我关系蛮好，我们一直往来，可惜逝世太早了……”他说的是在1966年6月因受“文革”迫害自戕的同门印人吴朴堂。1960年，江成之从报纸上看到一篇纪念文章，才知道恩师王福厂已经在当年3月驾鹤西归，他悲从中来，怅然若失。没过多久，他打听到了同门吴朴堂的行踪，便与其恢复了联系，遂又经常过从，谈印论艺。
吴朴堂去世时年仅45岁。身后一家老小生活更加艰难。不久，江成之接到方去疾来电，说吴朴堂家属将一批自刻印章卖给了朵云轩，他立刻赶去，摩挲着朴堂印章，一起谈印说章之景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尽管那时的江成之境遇也不佳，他还是尽最大努力，戒了烟，省下钱买下了部分印章，“一是保存艺术遗产为后死者之责，二是为了永久的纪念。”他说。
江成之艺术观自述——为信念甘背“保守”黑锅
篆刻，顾名思义，是写和刻合一的艺术形式。它既可入书法范畴，又因刻的特色而可自成门户。它在方寸之间展示书法结构的魅力；又在朱白世界里体现刀法的趣味。小小的一颗印，能够容纳艺术家无穷无尽的创造力。
我从事篆刻艺术五十余年，从秦玺汉印入手，在扑朔迷离的明清印家中选择西泠诸家作为自己风格的基础，是基于我个人的审美观念，同时也衡量了我自己的个性特征。我为人平和温敦，甚至谨小慎微，从不做出格的事。因此，我的篆刻风格，以稳健工致为主。五十年来，我恪守自己的艺术信念，甘愿背“保守”的黑锅。
细微变化，些许率意，大拙若巧，大变若稳
其实，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趣是多样的，平稳工致不等于平庸刻板，平稳中的细微变化，可造成大气磅礴的气势；工致间的些许率意，往往有点石成金的妙趣。
治印就像画人物肖象，端庄、匀称、落落大方者雅俗共赏；狰狞、变形、五官走位者应和必寥。
而且，寓于平稳的丰富性，才耐人寻味；出自自然的工致，方能神形俱佳。借老子的话来引申：大拙若巧，大变若稳。不管平稳和工致，只要有变化，只要有己意，庶几可达新的境界。经久耐看，历代能经得住大浪淘沙、流传至今的篆刻作品大多为此类。如今在这片沃土上，耕耘者众多，有成就者不少。且不论西泠诸子、徽皖中坚、晚清高手，就是现代后劲，之所以能成气候者，大多是在这条道上默默探究。
爱古人，不薄今人，不薄自己
近时印人随意破碎印面以为古，其实，印之古气岂在残破之中，关键在于其字法、章法是否与古人相契合，而稍用破残只是为了调理印之朱白而已。所以，我爱古人，不薄今人，不薄自己。我时时处处与古人对话，与今人对话，与自己对话：同古人、今人对话是交流，取长补短；同自己对话是反省，不重复自我，不束缚自我，才能不断进取。1983年，我获得全国篆刻征稿评比一等奖。199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为我出版了《江成之印存》。这更加证实了我篆刻艺术观：传统樊篱的束缚，却能带来游刃有余的创作自由；形式框架的制约，更加借助它来吐露心声。
我经常对学生说，学习传统要脚踏实地、一丝不茍；借鉴流派要心领神会、灵活应用；推陈出新要立足经典、水到渠成。汉文字本身已经具备了造化美，用刀将带有感情色彩的文字(句)艺术化地刻在方寸之中，通过分朱布白的经营，使文字锦上添花，或壮美，或典雅，给人以赏心悦目、精神欢愉之感，这就是篆刻艺术的魅力所在。好在我的学生皆恪守探究整饬工稳一路，无一野狐狂放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