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化研究派突破“雅俗二分”

    英国文化研究派对文化的再阐释及相关思想，打破了文化的高雅/通俗二分法，拓展了文化研究的理论视野，提出了全新的分析策略。这为文化研究思潮奠定了非精英主义的基础，使文化研究的大众文化理论走出了学院派的狭窄视阈，步入文化空间的开阔地，更贴近当代文化的日常生活，以致获得新的理论生长点，更自如地应对大众文化的挑战。

　　“文化”定义再阐释

　　英国文化研究派早期理论探索的最突出贡献，就是对“文化”这一范畴的重新阐释。这不仅为大众文化的研究，而且也为整个英国文化研究构筑了总体框架和思路。完成对“文化”范畴再阐释的是英国文化研究创始人和早期理论家雷蒙·威廉斯。

　　雷蒙·威廉斯一生著述丰富，共有20多部理论著作和数百篇学术论文与讲演稿行世，较为集中论述文化的有《文化与社会》（1958）、《漫长的革命》（1961）及《关键词语》（1976）三部著作。这些著作为英国文化研究从社会大视角和多语境条件来分析与阐释文化开了先河，同时也奠定了雷蒙·威廉斯英国文化研究先行者的地位。

　　文化研究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曾指出：“《文化与社会》等书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们与思想传统的‘断裂’。”这里所说的“思想传统”，就是由马修·阿诺德等人开创的文化精英主义。雷蒙·威廉斯驳斥了“少数人的文化与大众文明”对立的文化观念，反对唯精英文化独尊的理论。同时，英国文化研究派也反对盛行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主张“文化”并不仅是物质现实的反映，而且是物质现实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是参与、介入并铸造物质现实的一种决定性力量（由此，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理论也被称为“文化唯物论”）。在对“文化”一词历史沿革的考察和追溯中，对“文化”范畴进行了重新阐释。

　　雷蒙·威廉斯等文化研究者认为，“文化”是英语词汇中极少数含义极为复杂的词语，对其不应只作狭隘化的理解。在《漫长的革命》中，雷蒙·威廉斯概括了文化的三种界定方式。第一，“理想”的文化定义，即“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在此定义下，“文化分析在本质上就是对生活或作品中被认为构成一种永恒秩序或与普遍的人类状况有永久关联的价值的发现和描写”。这种定义中的文化显然是精英主义的，即文化是伟大传统中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第二，“文献式”的文化定义。据此，文化是有记录的文化作品和活动，即文化是知性和想象性作品的总称。第三，“社会”的文化定义，即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有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在此定义下，文化不仅指人类优秀的思想和言论，而且还有其他的知识形式、制度、风俗、习惯等，其在纠正以往文化观尤其是文化精英主义的偏颇方面尤有意义。对此，雷蒙·威廉斯曾说：“对于文化这个概念，困难之处在于我们必须不断扩展它的意义，直至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几乎成为同义的。”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更好地领会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显然，第三种定义奠定了英国文化研究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

　　对于上述三种定义，雷蒙·威廉斯并不厚此薄彼或作狭隘化取向，而是认为三者不可偏废，它们应作为文化的完整形态而呈现，正如他所说：“在我看来，上述每一种定义都有价值。因为，不仅在艺术和知性作品中，而且在制度和行为方式中，寻求意义和价值、寻求创造性人类活动记载，看来肯定都是非常必要的。”“三种主要定义中的每一种都有一种重要的指涉……任何充分的文化理论必须包括这些定义所指向的三个事实领域，相反，排除彼此指涉的任何一种特殊的文化定义，都是不完备的。”他认为，单独使用文化定义中的任何一个，都是片面和错误的。“理想”的文化定义偏颇之处在于，它将文化——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和过程——从所处的特定社会环境和社会塑造中抽象出来，即“把人的理想发展看做脱离甚至对立于他的‘动物本性’或物质需要的满足”。将之作为文化的全部定义，是英国文化研究者所不能接受的。“文献式”的文化定义的片面性在于，“只从书写和绘制的记载中看到价值”，却将这个领域同人的其他社会生活截然分开，这也是不可取的。同样，“社会”的文化定义的缺失在于，它“将一般过程或艺术和学术总体当做纯粹的副产品，是对社会真正利益的消极反映”。

　　从“共同文化”到重建“感觉结构”

　　英国文化研究派理论家们不仅超越了精英主义对文化的狭隘化取向，同时，还提出了“共同文化”主张，即利用传媒建立一种“民主的共同文化”。对于“共同文化”，雷蒙·威廉斯这样评说：“说起共同文化，首先要说的是，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整个生存方式，也包括一些特殊天才及有声望名气的人所作出的重要而必不可少的贡献。”“共同文化”不是少数几个“文人学士”或各阶级的“异己分子”建构和垄断，由大众接受并成为唯一的价值标准，而是由全社会共同占有、平等参与创造和共同控制，这种文化不仅被精英阶层所理解，在日常生活空间也得以完整地体现，“共同文化”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结果，即“一种共同文化的特点在于……选择是自由和共同进行的，并且是一再进行的。总趋势是建立在共同决策基础上的一种共同过程”。

　　由上述对文化的再阐释和“共同文化”理念的提出，英国文化研究派也对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对象与目的进行了新的阐发，即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应放眼于对整体生活因素及结构、机制和关系的审视与分析。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说：“可以把文化理论定义为对整个生活中所有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对文化的分析是试图揭示这些关系复杂结合的组织实质。对特定作品和机构进行分析，在这层意义上，是对基本的组织形式的分析，是对作品和机构所体现这些关系整体的分析。”建构文化理论和进行文化研究的目的，就是重建一种“感觉结构”，这种“感觉结构”（或“情感结构”）就是指特定群体、阶级或社会所共享的价值，它往往就是一个时期的文化。这种文化必然将社会大多数成员包括在内。对于“大众”，英国文化研究派认为，事实上不存在大众，存在的只是看待大众的方式，大众只是普通人，他们由众多的人组成。

　　率先对文化及相关问题进行再阐释的一些著作，如《漫长的革命》等被誉为“英国战后知识分子生活的一个创新事件”。由于对文化研究作出突出贡献，雷蒙·威廉斯得到思想界与学术界的赞誉，英国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甚至将他与萨特和哈贝马斯相提并论，并视他为战后英国最重要的思想家。

　　于文秀（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