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国剧《黄粱一梦》中，年轻的创作者试图在传统戏曲与当代戏剧之间建立一种对话的可能。
由青年设计师王杨设计的新国货产品，其中大量采用了传统的双喜图案。
传统文化的复兴，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自觉选择。这样的文化思潮似乎是在和缓的状态下普及开来的，但是其所呈现的时代面目，却又不能不令人为之感到惊讶——当古老的传统在年轻的头脑中发生激荡，竟然改头换面成了一种独特的时尚，新颖、前卫，又不失内涵；而二者之间若隐若现的传承关系，似乎又别有一番况味。
无论是带有复古意味的新国剧，还是符号化特征明显的新国货，又或者是方兴未艾的新国学，如果近距离观察这些挂着全新“国字头”的文化现象，接触到其背后的年轻倡导者和推动者，便会意识到，传统文化思潮的流行趋势，涌动的绝不仅是简单的怀旧情绪。从传统之中获得自我身份认同，建立一种文化自信，这才是今天年轻人所试图表达的一种文化态度。
1 新国剧：从传统戏曲中找灵感
11月23日，由青年戏剧导演黄盈执导的《黄粱一梦》将在正乙祠戏楼上演。这部作品此前已经演出过两轮，首轮演出是在法国的戏剧圣地阿维尼翁，第二轮演出是在中国的国家大剧院。当初介绍这部作品时，黄盈会称呼其为话剧；但是这回，他却在戏票上加印了一个陌生的称谓：新国剧。
黄盈毫不讳言，新国剧是他自造的一个概念，追溯初衷，则与他研读中国戏剧史时接触到的国剧运动有关。上世纪20年代，赵太侔、余上沅、闻一多等一批留美学生倡导将西方戏剧的艺术手段与中国的传统戏曲相嫁接，从而创作出“由中国人用中国材料去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并将其命名为“国剧”。
在同辈的青年戏剧导演中，黄盈对于传统戏曲格外偏好，几乎算是个异类。比如他曾尝试着让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像唱京剧那样执马鞭、打哇呀；再比如他创作的当代剧《卤煮》时，曾要求剧中人哼唱一段《空城计》。而与他合作过的演员中，不少人都是科班出身的戏曲演员。《黄粱一梦》的演出班底即是如此。
这本来是一部为赫赫有名的阿维尼翁戏剧节专门赶制的作品。今年7月，著名导演孟京辉携6部中国原创剧目远赴法国阿维尼翁，并在当地组织了一场名为“中国之吻”的展演活动。《黄粱一梦》是其中唯一大量运用中国元素、讲述中国传统故事的作品。
一个落魄书生伴着煮饭的香味沉沉睡去，在梦中经历了悲喜交集的人生，醒来却发现那饭还未煮熟。起初令黄盈为之着迷的，是这个故事中蕴含的时间意义。为此他设置了一个颇似行为艺术的环节：演出同时，舞台上煮着几锅黄粱米饭，演出结束，米饭恰好煮熟，观众可以现场品尝这一中国古老食粮的滋味。
他试图在戏中展示具有中国韵味的肢体动作，于是每天排练时带着演员练习走圆场，还特地请来武术教练，教会演员打太极拳。他让演员挥舞水袖，又请人到现场弹三弦来伴奏。为了把传统戏曲元素用到极致，他甚至把老戏班子开场前的祭拜习俗也端到台上，作为表演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这一切呈现在阿维尼翁一所学校的礼堂里时，西方观众和戏剧同行们兴奋起来了。他们不仅将黄粱米饭一扫而光，就连演员在剧中用毛笔随手写下的一页宣纸，也被当成纪念品出价购走。然而，比起自己带给这些异国观众的惊喜相比，黄盈从对方那里得到的震撼却更加强烈得多。
“当你站在那里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无论你怎样告诉对方，你是多么了解他们的文化和语言，人家根本不感兴趣；他们真正想要知道的是，你对待某件事情的态度是什么，你又是如何进行思考的。”黄盈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你自身的文化背景和传统精神所赋予你的。”
有着良好学院背景的黄盈，熟谙西方戏剧的理论体系，游走于阿维尼翁的戏剧海洋之中，他却多少感到惶恐。“哪怕只是一个街头艺人，他的神情都是自信的。这种自信正来源于他的传统。”黄盈觉得，传统文化就像是一件衣服，没了这件衣服，自己就如同赤身裸体地站在他人面前。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尴尬。
此时此地，新国剧的概念在他脑中浮现出来。“我所设想的新国剧，并不是传统文化的简单拼贴。”黄盈认为，不加选择地输出中国元素，结果可能使其泛符号化，进而沦为西方文化用来点缀的工具，最终生产出类似《功夫熊猫》的舶来品。“什么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我想它一定和当下的生活有关。”
回国之后，黄盈又对《黄粱一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这一次，他将剧中原本带韵的古词改成白话，使之更易为当代观众所理解。他还在剧中安插了一个说书人的角色，身着西装，却说着一口文言文。有一个细节：演出中，这个说书人需要将一管毛笔递到书生手中，两手相交的瞬间，突兀却深沉。
如果说80多年前的国剧运动倡导者，多少是试图对传统戏曲进行现代改造，黄盈所尝试的新国剧，则是以一种审慎的态度面对传统，重新获得文化上的身份认同。“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曾经对传统造成了一定的稀释，但文化就像是我们头发和眼睛的颜色，早已固化在血液里了。”他说，“是时候重新找回我们自己了。”
2 新国货：回到传统审美意韵
黄铜质地的暖瓶，瓶身上印着淡淡的双喜图案，温暖如火；酒杯形状的落地灯，灯罩上镂空的双喜纹样，柔美迷离；钢板折就的茶几，横截面是传统的回字纹，表面雕刻着白描牡丹，沁人心脾。这些产品的设计者是松果艺术设计公司的创始人王杨。像这种蕴含着浓郁传统元素的产品，如今被人们称作“新国货”。
2000年以前，王杨对于传统中国元素的态度几乎是麻木的。当时她是西泠印社的国画师，此前曾接受过4年国画科班教育。尽管一直浸润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但她那时绘制的国画作品却明显带有西方特色。她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态：“就像围城一样，你在里面的时候总觉得外面好，于是就会非常向往西方艺术。”
但是，当她真正走进西方之后，却在异国的土地上重新认识了中国传统之美。2000年之后，王杨赴德国工作和生活。当时，西方艺术界正在兴起一股中国风，她惊讶地发现，自己再熟悉不过的云纹、阴阳等中国文化元素，被很多西方设计师所采用。“他们甚至搞不清楚中国、泰国和日本的文化元素有什么分别，他们觉得这些都是东方精神。”
有一次参观欧洲大型瓷器展，王杨注意到，来自瓷器之乡中国的展品样式都是老旧的。“这些展品无法和当代人对话，缺少对当代精神的表达，说明我们的文化有了断裂。”也就是在那一刻，她萌生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方式，将传统和现代衔接呢？”2006年，回到国内的王杨开办了自己的设计公司，尝试着实践自己的想法。
起先，她的努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2009年，王杨推出了一组以“喜”、“蜜”、“毒”、“药”四个汉字为元素设计的产品。但在面对顾客时她却发现，即使是再另类的中国人，也会青睐“喜”和“蜜”系列的产品，却对“毒”和“药”敬而远之。这种近乎本能的选择，源自中国人骨子里的传统基因，让王杨触碰到了新国货的边界。
但是，今天的新国货毕竟已不同于老物件，王杨所体会到的传统内涵，多少还是有些叛道离经的意味。比如很多同样主打新国货概念的设计师，更加强调东方哲学的意境悠远、道法自然；但王杨却认为，中国人其实向来喜欢华贵，只不过内敛的道德观念约束着人们内心的张扬。“低调奢华”，便成了她的产品设计主线。
王杨这样阐释她的理念：“这个定位是希望以精致现代的设计语言、典雅的造型，加以深层次东方精神的反映，来表达中国式雍容华贵的气质。”依循这个理念设计的产品，价格自然不菲。比如那个印着双喜图案的黄铜暖瓶，标价高达2000多元，却依然不愁买家。
新国货确实已经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但王杨对于这个概念却心存警惕。她说自己曾经看到过一些牵强附会的新国货设计，拿着怀旧当作卖点，却根本没能抓住当代与传统衔接的关键。今天的王杨越来越觉得，“对于你所运用的传统元素或符号，你只有深刻地理解它的历史，对它产生了情感和认同，你的设计才能真正抓住传统的灵魂。”
3 新国学：接续传统精神信仰
2000年冬至那天，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高等学府的校园里，出现了一张招募志愿者的招贤榜。榜单的落款是“一耽学堂”，行文中如此描述学堂的使命：“致力弘扬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净化个体心灵，推介中文思想……”发榜者叫逄飞，一耽是他的笔名。那一年逄飞27岁，此后的11年间，他先后招募了上万名志愿者。
逄飞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此前他在大学做过老师，干过记者，还曾经给小学生当家教，专门讲授《孟子》。热衷研读国学古籍的逄飞，在现实之中却有些格格不入。他觉得周围的年轻人做事很浮躁，“大家的道德取向、价值标准和伦理尺度似乎都出了什么问题。”这是他辞职创办学堂的初衷：通过传播国学，让传统文化的血脉得以重续。
当时，一股新国学的热潮恰好在学术界冒出，但是逄飞对此却不以为意。“如果仅仅把国学看成某一种学问，从观念到观念，从理论到理论，从学派到学派，这未免太自作多情了，也未免太糟践前辈学者了。”在他看来，一时兴起的国学热，固然对文化有宣传鼓动的作用，却忽略了国学的历史情境和真实含义，更没有思考它的现实形式。
“我们不想赶场，只想真实、实在地生活。”逄飞认为，要想传承国学的真正精神，应当以人们普遍的生活实践为基础，从当下人们的生活中找到方向。一耽学堂的工作看起来很单纯：志愿者们定期前往学校和社区，讲授经典名著，或者带领人们诵读经典篇章。这样的工作他们分文不取，用逄飞的话说，这是“用心换天下的无本大买卖”。
即便如此，在推广国学的最初阶段，一耽学堂的志愿者们工作起来并不顺利。那些日子里，逄飞每天骑着自行车奔波于海淀区的学校和社区之间，试图说服人们让他在那里传授国学思想。很多人不相信他做这件事情是不图回报的，还有人提出了更直白的疑问：在当今社会，传统国学思想还有价值吗？
“我们不是在简单地复古，我们只是想从中国人自己的深厚国学入手，寻找民族传统与现实社会之间的一种纯真的、文化的沟通。”逄飞相信，只要还有志愿者追随着他从事这件事情，他的想法就是值得的。终于，他一家一家地敲开了学校的大门，也赢得了社区居民的信任。
一耽学堂的志愿者们对其所传授的国学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小学生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读物，以及《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中学生则可以聆听传统文化专题讲座。另外，他还在高校和公园里开展晨读活动，带领人们大声朗读《大学》、《中庸》、《庄子》等古籍，久而久之，竟然颇有了一些名气。
逄飞曾经这样界定国学思想与当代教育体系之间的关系：“整体的文化教育是一盘菜，国学教育则是味精，量很少，但无处不在。”曾有人问过他，为什么不像其他商业培训机构那样来管理学堂、推广文化？逄飞回答：“文化不是推广出来的，它是人的内心生长出来的；它可能长得很慢，但根基却很深厚。”
11年来，就这么缓慢生长的一耽学堂，直接受益于它的人群，却至少已有百万之众。
对于如今已颇有些潮流之势的传统文化复兴，逄飞认为这一切起始于人们的历史感的自我萌发，而这种历史感的产生，恰恰是一个民族真正开始自信的起点。“它提醒我们要认真地对待历史，继而在一个崭新的时空里更好地认识自己，同时有所自觉地将其贯彻于生活实践之中。”他坚信，自己真正的使命刚刚才要起程。
编后
自觉给了我发现的眼睛
解玺璋
黄盈将他的戏剧作品命名为“新国剧”，多少让人有一点伤感，它昭示了我们不仅与古代文化传统隔膜，甚至也与现当代文化传统相当隔膜的现状。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之一也许是我们走得太快，来不及或顾不上回过头去看一看我们走过的路，以及我们曾经收获了什么。我们有点像那个走进棒子地的狗熊，总以为有价值的东西在前面等着我们，结果到最后只剩下刚刚拿到手里的那个棒子。
这其实就是一种文化价值观，支持这种价值观的，恰恰是来自西方的线性时间观念，以为历史是从一个点向另一个点的进化。所以上个世纪末才有流行于西方的所谓历史终结的观点。黄盈发现了“黄粱一梦”这个故事中所蕴含的时间意义，这一点倒很令人欣慰。因为他发现的不仅仅是一种“元素”或“符号”，而是更重要的东西，也许就是中国文化的出发点。有人说，文化就是根据时间观念建构起来的。这对我们应该有所启发。
百余年来，中国文化所遇到的最严峻挑战，就是宣称它过时了，落伍了，怀疑它解决新的时代所遇到的新的问题的能力。这是摧毁一个民族自身文化认同感的有力武器。因为，进步与落后的二元对立，会迫使你自动放弃原来所拥有的但被认为是落后的东西，上穷碧落，四顾茫然，去寻找新的所谓进步的替代品，从而导致了盲目的趋时趋新。而这种趋时趋新有时则表现为文化上的自以为是。
说到底，中国文化的复兴应该从恢复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开始，先要打消中国文化不行的疑虑，所谓心里有了，眼里才会有，才会发现中国文化本身所蕴含的种种可能性。如果有一天你忽然发现快速积累的财富与你脚下的这块泥土无关，而只是一种外来逻辑的结果，你的心情会咋样儿呢？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你会因为手里的硬通货而感到尊严和自豪吗？一个人的尊严和自豪，一定建立在他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基础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目前对于种种“中国元素”的重新发现和认识，进而开发和利用，还只是最初步的，还停留在时尚或审美的层面，只是目前消费性文化的一种点缀。倒是一耽学堂所做的工作，自有其价值，它不图表面的热闹，而是在知行合一、人格养成上切实地下了些功夫。毕竟，文化的发展首先是人的发展，文化自觉亦为人的自觉，文化自信更是人的自信。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营造一个生动活泼的文化生态，这是中国文化得到繁荣发展的前提条件。 本报记者 周健森 李洋 路艳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