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耀林
上海外滩的海关大楼，是百多年来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江海关自从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开始设立，鸦片战争后，根据《南京条约》开放上海等五口通商的约定，江海关征税事宜由当时清政府的苏松太(苏州、松江、太仓)道台兼理。1853年(清咸丰三年)，英、美、法三国驻上海领事馆，乘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之机攫夺了上海关行政权，组织海关税务管理会，由英、美、法各派一人担任税务司。从此，象征着国家主权的海关就被帝国主义把持了将近一百年，直到上海解放。我的父亲丁贵堂，在这座大楼里度过大半生岁月，海关有他终身的情结。建国初期他去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初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时，毛主席亲切地称他“丁海关”，这个称呼，很确切也很形象。
父亲1891年11月18日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一个农家，今年是他诞生120周年。幼年时代，祖父发现他聪明好学，智慧过人，就下决心即使贫寒也要集全家的收入送他去读书。先上私塾，后来在家乡上小学和奉天(今沈阳)高等学堂。19岁时以优异成绩毕业，开始在奉天新建的东关模范学校任教。1911年春，去奉天报考了政法学院和北京税务专科学院。五年后，从北京税务专科学校毕业，被派往安东海关任见习生，从此，开始了他长长的海关生涯。
海关里不屈不挠的斗争
父亲由于中英文都强，工作又勤劳能干。从见习生很快就逐级上升。1919年他被调到北京海关总署任帮办。1927年调到上海海关任汉文秘书。1928年升任汉文科税务司。虽然升级很快，他看到海关大权完全掌握在洋人手中，心情郁悒而愤慨，总是盼望着能收回海关的主权，为自己的国家服务。所以当他升到税务司之后，就开始运用自己的职权向洋人进行一系列斗争。
他首先组织成立了一个海关的华籍关员俱乐部，里面有打台球、打乒乓球的场所，有餐厅，还有一个可以开会、演戏、看电影的大厅。通过俱乐部的活动，团结了广大中国关员，让中国关员在业余有个谈心娱乐的场所，虽是一件小事，却是海关里从来没有过的。
海关外籍关员的工资远远高于中国关员，还有中国人没有的各种福利津贴。父亲联合了总税务司署的中国关员向洋人交涉。经过激烈辩论，终于争到平等的工资和房贴、煤贴福利待遇。他又组织海关中国员工联合会向洋人提出“提高职权、改善待遇”的要求。得到广大关员的坚持，据理力争，当局终于被迫把几位工作很有成绩却长久得不到提升的中国关员升到税务司的职位。
在一次参加关务署在南京举行的“海关关制审查会议”上，父亲为挽回中国关员的行政管理权和提高待遇的问题，同其他中国高级关员一起，与洋人辩论得面红耳赤。最终还是通过了中国关员与外籍关员原则上有平等的权力和地位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洋人的霸权。他在会上还提出：今后，一切海关事务必须由上级关务署同意后，方可执行。他还坚持海关的“报关单”和其他统计报表上，都应该加列中文，打破了海关单据全部用英文的惯例。维护了中国关员对海关的管理主权。
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媚外政策，海关里的外籍官员总是飞扬跋扈，不把中国关员放在眼里，父亲的主张和做法经常受到他们的干扰。例如“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为了要给日本关员岸本广吉腾出位子，就派时任总税务司署总务科税务司的父亲出国考察。父亲无奈，只好在1935年春，以欧美关政考察特派员身份去欧美几个国家考察了半年多。又如1943年美国人总税务司梅乐和退休离职，父亲被委派为代理总税务司。这意味着中国关员可以执掌海关的主权了。但是，昏庸的国民党政府又委派了美国人李度为总税务司，派父亲到新疆去建设新的海关。父亲于1944年去新疆，先后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塔城、伊宁等五个城市设立了海关并且承担了这五个海关的税务司。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政府又派父亲任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员负责接收京沪区的海关，并让他兼任江海关税务司和浙江海关税务司以及上海浚浦局局长。但是一年以后，李度又委任白立查为江海关税务司，调父亲回总税务司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对家乡东北的沦亡极为痛心，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万分愤恨，决心要以各种方式支持我国军民的抗日斗争。1932年春“淞沪会战”时，父亲对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战十分钦佩，不仅自己大量捐款，也发动中国关员们捐款，还通电号召各地海关中国关员捐款。
秘密参加解放上海的战斗
过去我们总认为父亲只是一位爱国人士，像他的那些好朋友阎宝航、孙恩元、宁武等一样，却不了解他在解放前好几年已经悄悄地靠近革命，结交了一些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那时我经常看到父亲带客人来家，在一间我们很少用的小客厅，关上门并拉上厚厚的窗帘。我和哥哥、姐姐们就会说：“又在开秘密会议了！”并未介意过。直到前些年看到一些报刊登载了父亲参加上海海关起义等事迹，特别是父亲的老朋友夏衍和李正文同志的两篇文章，才恍然大悟。原来小客厅里的密会商议的是极重要的、有关解放全中国的大事，难怪上海解放前夕，小客厅的窗帘拉上得那么频繁，原来父亲已经秘密地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而且立了一件大功。
夏衍老人回忆说：“1948年冬，我在香港工作，陈琼琨忽然从上海秘密到香港，到《华商报》来找我，说他是得到上海海关关长丁贵堂的同意，特地到香港来找共产党的。他说：上海海关有悠久的历史。现在还完整地保存着一百多年的档案，有一批可观的库存和许许多多爱国的、有经验的职工，国民党政府正在强迫他们去台湾，所以争取丁贵堂起义十分必要。我问陈有没有把握？他说丁有威信，为人正直，绝大多数海关职工是爱国的。所以只要有丁关长下决心，起义是完全有把握的。我立即向潘汉年报告，他喜出望外，说这是一笔‘意外之财’，于是当天就向中央请示，很快得到周恩来同志的明确指示，就是只要把全部档案和物资保留下来，上海解放后仍由丁贵堂任关长，起义的职工原职原薪不变，这样，事情很快就解决了。知道这事的只有潘汉年、许涤新和我三个人。上海解放后，许涤新(他是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就和丁贵堂接上头了。”
最后一个坎
上海解放后，父亲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海关总署副署长、海关管理局局长。之后，又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委员。
解放后，父亲知道了他的许多好友都是地下党员，他很快乐。1950年，他就把海关总署的人员和自己全家搬迁到北京了。组织上安排他和海关总署署长孔原同志，住在北京台基厂一号院。两家各住一幢小楼。孔原同志是平易近人的一位党员领导。他和父亲来往频繁，相处十分融洽。父亲很快就向孔原同志提出入党要求。孔原很高兴，一方面鼓励父亲，一方面劝他要多提高对党的认识，加强党性锻炼，将来一定会如愿。
父亲听从孔原同志的话，一方面主持海关的建设，不遗余力，一方面努力学习党章党纲。1954年和1959年，他还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和第二届代表。但不幸的事发生了。他晚年患了糖尿病，影响视力，不能多读书、看报、看文件。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工作，他坚决要做眼部手术。不料手术后由于护理的疏忽，造成了血栓。1962年11月21日晨，他正准备出院回家时，突发肺动脉栓塞，抢救不及而离世，终年72岁。他的骨灰，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摘自2011年第11期《炎黄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