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三则日记记录三个梦：梦见被清华大学解聘

　　朱自清扬州故居一隅

　　安玉民绘

　　古运河畔，文昌阁旁。一条青石铺就的小巷深处，便是我家老屋——现在已成为朱自清故居纪念馆了。

　　几年前的一个秋日，我从北方回到故乡扬州工作。从此，我有机会常常回到这个“家”看看。几十年来，朱家人早已散落各地，但我总觉着老屋就是我的“家”。正是黄昏时分，晚风徐徐，夕阳西下，余晖脉脉，洒在老旧的青砖黛瓦的院墙上，平添了几分苍凉与感慨。

　　祖父朱自清一生短暂，只活了50个年头，其中一大半时间在外奔波忙碌。但他是在扬州长大的。扬州是其祖宗庐墓之地。在这里，他念私塾，读小学、中学，考大学，结婚生子。因此，他自称“我是扬州人”，并以此为题著文。我家在扬州的生活也成了他日后文学创作的库藏之一。包括《背影》在内的许多篇什都与扬州有关。无论走到何处，祖父都怀念着自己的故乡。

　　老屋不大，只一进院子，几间厢房。另有一处小别院。老屋陈设简单，甚至有些简陋。每间厢房除了墙上挂着的老照片外，便是早已褪了色的老式家具了。这种清冷凄凉正是当年祖父病逝前后朱家生活的写照。唯别院小屋里有一张稍为像样点的桌子，桌上也只有一笔筒、一笔架和一支毛笔。

　　那是祖父用过的一支毛笔。虽不是什么上品，却勾勒着祖父最初的人生，也许这支笔曾述说过青灯黄卷的漫长艰辛与孤寂，抑或书写过晚风斜阳的片刻宁静与惬意。

　　“青灯有味是儿时”。大约在十三四岁时，祖父已经做通了国文。他喜欢读书，考入两淮中学（今扬州中学）后，陆陆续续阅读了四书五经、《史记》、《汉书》、《韩昌黎集》、《柳河东集》、《文心雕龙》等国学经典。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做自己的文学梦了。最使他醉心的是《聊斋志异》和林译小说。英雄豪杰的金戈铁马，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书生与狐仙的缠绵悱恻，多彩斑斓的异域风情，都使他沉醉着迷。那时起，他开始了最初的创作。第一次，他模仿林译小说的文笔和结构，写了一个山大王的故事，8000多字。小说写好后，他兴冲冲地投寄到《小说月报》，可不久稿子就被退回来了。他不服气，集合了几个同学，干脆办了个《小说日报》，用文言写作。他又写了一篇从大人那里听来的侠客的故事，题目叫《龙钟人语》，登在“日报”上。当然，三天之后，“日报”便办不下去了。

　　年少轻狂之举不能成事，但追逐梦想的脚步却未曾停歇。后来，祖父终于圆了文学家的梦。他是幸运的。

　　文学家大都是至情至性之人，祖父也是这样。唯其如此，他的散文才会贮满情义。在他的散文创作中，有写父子之爱的《背影》，有写夫妻之情的《给亡妇》。当然，也有写儿女之乐的《儿女》。在老屋后面的展览区里，我看到了“闰儿”的照片。在散文《荷塘月色》中，“闰儿”还在妈妈的怀抱中。那是我父亲——朱自清的次子。在祖父的心中，小时候的父亲如此可爱：“闰儿上个月刚过了三岁，笨得很，话还没学好呢。……他说‘好’字，总变成‘小’字，问他‘好不好’？他便说‘小’或‘不小’，我们常常逗着他说这个字玩儿。……他有一只搪瓷碗，是一毛钱买的，买来时，老妈子教给他‘这是一毛钱’，他便记住‘一毛’两个字，管那碗叫‘一毛’。……他是个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来，蹒跚可笑”（朱自清《儿女》）。1929年，我父亲刚刚五岁，那一年祖母得了很严重的肺病，不得不带着父亲从北京回到扬州。不久，祖母就去世了。从此父亲、祖父天各一方。“平生六男女，昼夜别情牵”（朱自清诗《忆诸儿》）。祖父越发惦记自己的孩子，但父子俩只在清华大学放寒暑假时才能见到一面。父亲很遗憾地对我说：“我和你爷爷见面的次数并不多。”抗战开始后，祖父在西南联大所得薪水已无力支撑扬州老家的生活费用。不得已，父亲上到高二年级就中途辍学了。另一个姑姑小学毕业后再无力升学。父亲先在镇江做小学教员，后又在南京一报馆谋得差事。父亲知道祖父生活清贫，营养贫乏，身体不好，就经常从自己微薄的薪俸中挤出一部分给祖父寄去。这样一来，祖父又担心儿子的生活，给父亲回信说：“屡次承你寄款，希望不致影响你自己的需要才好！”

　　可以告慰祖父的是，父亲温厚良善，清白一生，颇得祖父遗风，极受人们的尊敬。2011年5月，父亲以86岁的高龄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想来，他老人家九泉之下也会高兴的，因为他和祖父终于结束聚少离多的日子了。

　　在展览区的玻璃橱窗下，有几页微微有些泛黄的纸张，上面写满了不同国别的文字，那是祖父的日记。这些日记本是用来记事和备忘的，祖父生前并没有公开发表的打算。翻阅这些日记，更能近距离地了解祖父真诚、朴实、单纯的内心世界。1931年到1936年的日记里，有三则都是写他夜里做梦的，奇怪的是，这三则日记所记的三个梦竟然是同一个内容：

　　1931年12月5日：“……梦里，我被清华大学解聘，并取消了教授资格，因为我的学识不足……”

　　1932年1月11日：“梦见我因研究精神不够而被解聘……”

　　1936年3月19日：“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大钟寺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即为冲入的学生发现。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一旦获释即提出辞职。”

　　三则日记分别写于不同年份，前两则是在英国游学时所写，后一则写于清华大学，这期间，他也由中文系代理主任正式担任主任职。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境遇，而竟做着同一个内容的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祖父做事做人本就极其认真严谨，从日记中可看出他永远觉着自己资质一般，不够聪敏，也不够勤奋努力。他不时地自我反省，自我审视。到清华大学后，心理压力就更大了。一来教非所学。他是学哲学的，但教的却是国学。二来他只是个本科生，而清华大学却是名流荟萃、大师云集之地。三是清华大学严格的用人机制和学术竞争环境。再加上他自己由中学教师升格为教授，由教授又任系主任，他自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因而压力越来越大。他担心自己在学术研究上落伍，曾几次提出辞职，想专心治学。他不断地自我要求，自我完善，大量阅读各种书籍，每隔一段时间就制定一个读书计划。他虚心向语言学家王力，诗词专家黄节、俞平伯等人请教，借来他们的著作阅读学习。自己的日记，他也用中、英、日三种文字书写，以此来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

　　巨大的压力，清贫的生活，繁重的工作，使得祖父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1948年夏天，他的体重越来越轻，最轻时只有38.8公斤。也就是这个时候，他在拒绝领取美援面粉的声明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以区区不足80斤的身躯托举起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祖父去世后，继祖母陈竹隐在整理祖父的遗物时看到，他的钱包里，整齐地放着六万元法币，这点钱连一块小烧饼都买不到……清华大学破天荒地降半旗致哀；追悼会上，校长梅贻琦致辞时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数月之内，社会各界纪念诗文多达160余篇，形成一个影响一时的文化事件。

　　人们凭吊朱自清，寄托哀思，是在尊崇一种气节，一种风骨，一种精神。

　　走出老屋，已是月挂当空，繁星点点。出得小巷，往东百十来步，便是东关古渡。渡口下古运河水静静地流淌着，不远处的文昌阁默默地伫立着。

　　老屋里有许多名人留下的题词。作家柯蓝这样写道：“匆匆而去，背影长留”。愿祖父的背影永远徜徉在古运河边、文昌阁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