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余华《第七天》：故事真实的却丧失真实的魅力

　　书名：第七天 作者：余华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6月

　　作家余华

　　　我们都知道这些故事是真实的，但这些故事却在作家的笔下丧失了动人的魅力，这个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七天》的平庸无奇只能证明作家丧失了真正的想象力。

　　令人反感的煽情炒作

　　5月底，各大媒体都收到了新经典文化公司发来的一封神秘邮件，邮件内容是为余华即将上市的新作《第七天》所写的宣传文案。这份文案最为蹊跷之处在于，写作者仿佛是在集体采访了出版方、渠道商、书店、作者、读者和责编之后一挥而就，这篇文章集煽情与报道于一体，洋洋洒洒，面面俱到，神秘兮兮，煞有介事。

　　文章部分内容引用如下：“（本报讯）昨日，记者忽然在各大书店的显要位置看到铺天盖地的著名作家余华新长篇小说《第七天》的大幅海报。蛰伏7年余华新作在秘而不宣下即将面世。这是一本什么题材的小说？记者电话余华，其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据悉，出版社只向书店出示仅有作者名字的新书征订单，一天内紧急征订电话响个不停，新作预订量已超过70万册。记者几经周折找到该书责编，旁敲侧击询问‘阅读感受’，她为难之后表示此书将超越《活着》，成为余华新的里程碑！虽然是本书的责编，但她拿到初稿时，并不知道是余华老师的作品，小说实在太精彩了，看了一个开头就放不下，读到第10页泪不能止，边哭边看，一口气连夜读完，读到结尾已成泪人……”

　　出版商的宣传策略昭然若揭。在图书出版前如此积极造势，说白了就是想在图书上市前卖个好价钱。七年之前余华的《兄弟》上市，还分成了上下两部分别出版，最终销售高达百万册，尽管毁誉参半，但是相对这么巨大的一个利益链，口碑的差评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蛰伏七年之后，余华的新作《第七天》想当然要实现当年的辉煌销量。套用一个广告词就是：你说好，我说好，都不如卖得好才是真正好。图书出版急功近利的心态一目了然。图书炒作，雇佣水军，宣传造势，无所不用其极，说白了就是把图书出版看成了一单生意，不能赔本的买卖。

　　按说，一本新著出版，一些宣传是很必要的，但是宣传要依托于著作本身，要采用合情合理的方式，而不是大声吆喝，弄一些煽情而虚假的炒作，用炒作代替了正常的批评，只能令人厌恶与反感。

　　迎合西方评论界的策略

　　批评无法对抗迅猛的商业炒作，这是一个批评式微的年代。批评的式微不是没有批评，恰好相反，是批评太多了，但是有效的批评越来越少。导致这种变化的，一方面是批评日趋僵硬化，无法应对瞬息万变流动的现实。现实太荒诞，已经超越了批评所能承载的能力，批评只能在隔靴搔痒的层面对现实指指点点，虚张声势。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批评的式微源自批评的理论化。批评要求与作家交流，面对作品发言。但是与上世纪60年代作家一起崛起的批评家，在上世纪80年代声誉鹊起之后，大都隐退到了学院，建构自己的理论，自称体系，闭门造车。

　　余华从《兄弟》到如今的《第七天》在批评界的接受情况都可以看出这种不同。对他作品吹捧的都是那些与其几乎同一时代的学院派批评家，从他们解读文本措辞的方式上也能看出，这种批评精致而圆滑，谨慎而无用，基本上采用不痛不痒，不得罪作者，也不得罪读者的方式。而对那些真正的显得过于毒辣与偏激的批评，作家干脆选择视而不见，或者说评论者根本不具备足够的资格对他的作品进行评论。这种策略显示出作家对作品过于保护性的举措，只能证明他缺乏足够的自信面对批评。如果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有足够的信心，也相信自己的作品能够经时间的检验，他应该明智地对批评保持接纳。当作品完成之时，就是作者沉默之时。作品的接受与传播，批评与赞扬，已经与作家无关。任何批评都是正当的，无论肤浅或是深刻，偏见或是洞见，误读或是深度解读。作品自有命运，与千万个阅读的读者有关，与他们的理解能力有关。

　　我们常听到作家回答为何写作时的话是，我只为自己的内心写作。余华曾在《活着》的前言中就曾说道：“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么突出。”但是这句话有时候只是冠冕的说辞。除了内心涌动的写作欲望，很多时候作者另有目的。《第七天》除了为了作者的内心写作之外，给人的印象这是一部面向西方评论界的小说。余华自然也明白他在国际上身为一个中国作家的影响力，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这是作品走向国际化的一个特征。当他愈发意识到这种存在感时，他的写作已经有意识地开始迎合世界文学的特征。

　　如果说《兄弟》是个毁誉参半的尝试，在国际上的评论口碑并不完美，七年之后的《第七天》他已经有意识在小说中选用西方文学语境常用的语言、故事、形式等等，尤其这种上帝七天造人的模式，分成七章讲述，还有那些在现实中愈加惨烈的故事，以及故意采用是一个死人的视角，幽灵的话语，还有结尾处那种肤浅的幸福幻觉，搁置到一个全新的西方语境中，会变成一种全新的、荒诞的、猎奇的、充满东方奇观的、符合西方评论界对中国认识的新东方写作策略。这种写作策略已经预设了西方评论对这种荒诞与现实之间冲突与张力的高度认同。还有一种优势，余华在小说中写到的一个个故事，因为是残酷的现实，造成了国内评论界集体的失语。很显然，当我们要想批评小说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我们能忽略到他小说中写到的现实存在吗？如果不能忽略现实，我们的评论如何解构这种现实的残酷性？是否理性的评价就意味着我们对现实的冷漠呢？或者说，我们理性的评价这本小说会不会让人以为缺乏某种对人性的悲悯之心呢？

　　只是在复述生活故事

　　对于这种认真的考量，我只能说，让文学的归文学，让现实的归现实。对文学的理性，正是为了尊重现实的荒诞。当余华在《第七天》中几乎没有任何修订，就把新闻报道出来的“人间悲剧”鲜血淋漓地展现在小说中时，这位曾经优秀的小说家已经丧失了他的独特性。我们不缺乏这样的写作，当把余华置换成任何一个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和良知的作家后，他都能复述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惨烈故事。而一个作家应该不甘心简单复述这些故事，作家与现实的关系应该是冲突的、敌对的、质疑的、充满张力的。就如同余华还是在《活着》的前言中说道：“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是源出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我沉湎于想象之中，又被现实紧紧控制，我明确地感受着自我的分裂，我无法使自己变得纯粹，我曾经希望自己成为一位童话作家，要不就是一位实实在在作品的拥有者，如果我能够成为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我想我内心的痛苦将轻微很多，可是与此同时我的力量也会削弱很多。”

　　这段话几乎完美地预言了他迄今为止两部最差的作品《兄弟》与《第七天》的出现。《第七天》就是一个残酷的童话，我们跟随主人公的幽灵杨飞，一路行进，从殡仪馆出发，一路跌跌撞撞，掺杂着回忆与虚妄、爱情与感伤、高贵与渺小、荒诞与真实，接触到人生的炼狱。余华借用了但丁《地狱篇》的形式，用杨飞的视角串联起一个个我们熟稔于心，口不能言的故事：强拆、袭警、跳楼、自焚、爆炸……这些在我们生活中被掩盖起来的公共事件成为了余华建构小说地图的理由。但是我们在阅读中无法感受到作者对这些事件倾注的情感，他就像一个事不关己的记录者，忠实地记录下这些发生的故事。原本在余华作品中弥漫其中的节制、冷静、不动声色、冰冷、惨烈的叙述手法让位于无比僵硬而平庸的平铺直叙。

　　《第七天》最好的部分是杨飞遇到鼠妹——鼠妹是因为她收到了男友送的一个山寨版的iphone，跳楼自杀身亡——两个幽灵在荒野里游荡，他们在寻找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我们走在寂静里，这个寂静的名字叫死亡。我们不再说话，那是因为我们的记忆不再前行。这是隔世记忆，斑驳陆离，虚无又真实。我感受身旁这个神情落寞女子的无声行走，叹息那个离去的世界多么令人伤感。”这个段落恍惚让我看到了全盛时期余华的影子，对句子的氛围，字句的拿捏，感情的融入与疏离都把握得恰到好处。但是也仅此而已，当杨飞和鼠妹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时，下面的描述又坠入了一种想象力极度贫乏的境遇：“我惊讶地看见了一个世界——水在流淌，青草遍地，树木茂盛，树枝上结满有核的果子，树叶都是心脏的模样，它们抖动时也是心脏跳动的节奏”。它们看到了一些只剩下骨骼的人走来走去，杨飞问鼠妹：这是什么地方？她说：“这里叫死亡葬身之地。”——我们甚至能察觉到作者在写出最后一个句子时的那种得意，乃至于这个句子在小说结尾时又被重复与强调了一次，仿佛一种炫耀。也许这个句子值得得意，他借用一个俗语巧妙地描述另外一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不是炼狱，更像是伊甸园，更可怕的是，当我们无法想象出神话中的伊甸园是什么样子时，余华竟然用了一种十八岁少女般的幻想，无比幼稚平庸的笔触来描述那个收留孤魂野鬼的世界。我在阅读中最不能忍受的是，竟然在这样一个优秀作家的笔端之间，发现了一种畅行于网络之间，由那些十几岁的少女无聊幻想构成的耽美文学的影子，这算是与时俱进么？

　　余华在《我的写作经历》中提到，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一个写作上的转向，从先锋与实验性的写作，回归到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一切都回到了故事身上，作者成为了一个单纯讲故事的人，他讲述自己的故事——通过写作，讲述别人的故事——通过代言。而在《第七天》中，所有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是真实的，但这些故事却在作家的笔下丧失了真实的魅力，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作家失去了想象力

　　我们可以在约翰·伯格在《讲故事的人》中得到部分的答案：“故事邀请评论，实际上，它创造评论，因为即便是默不作声也被当作某种评论。评论也许是恶意的，或者是偏执的，但是，若是如此，评论本身也会变成一个故事，因而反过来成为评论的对象。更多的时候，附加于故事的评论是作为，也被理解为评论者个人——根据故事——对于生存之谜的回答。每个故事允许每个人定义自己如此。”当我写下这篇文字时，我是余华的《第七天》的一个评论者，而对于《第七天》中发生的故事，作者余华是评论者——但是在小说中，他拒绝评论，他说他只是记录自己的声音，他的评论采用了另外一种写作，《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代表了他的评论。当作家对他的作品不再评论，也不再接受其他人的评论时，他的作品生命力已经开始萎缩，因为评论构成了互相激荡的场域，激发作品在新的接受语境中达致丰盈与圆满。我们需要评论，不仅是对作品的评论，而且是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抱持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不要忘了小说的本质是虚构与想象力，这些就是作者评论作品的一部分，当作者只想记录，不想评论的时候，虚构与想象力对作家而言已经没有了意义。

　　也许，真该换个角度考虑，《第七天》的平庸无奇只能证明作家丧失了真正的想象力，虚构成为了高悬的工具，记录真实成为作家的职责。我有一个胡乱的猜想，也许当一个作家的想象力变得匮乏时，他才会如此起劲地摹写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