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现在的文学生态就是制造热闹(图)

    “现在内地的出版商对销书特别着急，没有耐心，如果一个星期没人买就退货。我们这样的作者还可以放一放，但是也不长久。一部书如果耐心销的话，还是有回报的，但他们看不上，而是看上一些很大利润空间的书，想制造一个销售的神话。”

    昨天，著名作家王安忆出席香港书展并接受了记者采访。她对文学批评的环境、中国文学“走出去”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她说：“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其实没有我们期待的那么大的热情，他们的兴趣更多来自政治、体制。”她对现在文学批评的环境及出版商的急功近利也提出了批评。

    我是一个写实派作者

    王安忆的《长恨歌》奠定了其“上海城市书写者”的印象，王安忆说，这是无可选择的，“你所生活的地方，一定是要书写的，我是一个写实派的作者，一定要写故事，一定要营造一个背景，一定是上海。”但是如果要选择的话，自己不会挑上海，因为不够浪漫。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自己眼中的上海和香港两座城市，王安忆说，那就是“传奇”和“现实”，“我在作品里写过香港，这里是我经常来的一个地方，我很喜欢这里，既能闹也能静的地方。”她喜欢香港的作家包括西西和李碧华，“西西非常严肃，很安静地写作，而且她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作家。李碧华是一个有奇思妙想的作家，香港作家都是本质上有独特性的，和我们大家都不一样。”

    如果要选择一个城市生活，王安忆说自己会选择香港，“但是我怀疑我没有这样的抵抗力，抵抗物质，抵抗消费，像西西这样的作家很强很强的，我怀疑自己没有这样的定力”。

    我对向外推自己的作品不太热情

    去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让很多人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信心满满，德国汉学家顾彬还预测，下一个获得诺奖的作家是王安忆，王安忆自己却没那么乐观：“我还不足以引起西方出版商的兴趣，没有太多尖锐的政治问题，现实批判的东西，不是那么尖锐，没有太多他们认为的中国符号，所以他们翻译的东西很谨慎，我对向外推自己的书不是太有热情和信心。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没有我们期望的那么大的热情，他们关心的是和他们生活接近的东西，就像我们会不会对委内瑞拉、老挝的文学感兴趣？西方人看中国小说也是这样，我不觉得他们对我们有特殊的兴趣，兴趣来自政治体制，如果希望在文学上他们能有相应的平等的兴趣，现在还不是。”

    媒体介入后 文学批评变质

    在王安忆看来，文学批评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是纯粹的，那时的文学批评是会告诉作者哪里是可取的，哪里是劣处；上世纪90年代的读书开始以印量反映作者的市场接受度，那时的读者会耐心读作品，判断作品好坏；第三个阶段是媒体介入的文学批评，反映给作者的文学批评是有待商榷的。

    “一旦媒体介入，文学批评就有些变质了，营销的压力到了我们身上以后，批评就变成了一个工具，一定是制造事端。文学批评不应该针对人，是对事的，一个作家可能会有各种毛病和局限性，不是批评就能变好，骂骂就能变好的。我们需要共同来营造一个文学生态，现在就是制造热闹。”

    对于内地出版商的急功近利，王安忆也提出批评，“现在内地的出版商对销书特别着急，没有耐心，如果一个星期没人买就退货。我们这样的作者还可以放一放，但是也不长久，一部书如果耐心销的话，还是有回报的，但他们看不上，而是看上一些很大利润空间的书，想制造一个销售的神话。”文/本报记者　罗皓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