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作者：他晚年亲手卸载自己的影响力

　　10年前的夏天，历史学者傅国涌推出了48万字的《金庸传》，当时有评论称傅版《金庸传》一改“以往的《金庸传》作者们无一例外的仰视之姿”，让“金庸从神坛上走了下来”，但却惹“传主”金庸的“不高兴”，对于书中将其描绘成“斤斤计较”、“抠门”、“依附权势”、“口才迟钝”等，金庸认为那是“谎话连篇”；2013年夏天，傅国涌再出修订版《金庸传》，在原版上增加了10万字以上的新材料。用他的话说是，“为的不是还原一个更真实的金庸，去得到金庸的认可，而是在思考，金庸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对大时代的回应，和大时代带给他的独特机遇。”而目前，还未见金庸对于修订版《金庸传》的回应，但关于金庸的话题却不停歇，比如金庸北大博士学位能否顺利拿到？本报记者近日邮件专访了修订版《金庸传》作者傅国涌。

　　博国涌，历史学者，自由撰稿人，当代中国知名知识分子。学术方向主要集中在中国近代史，善于以客观全面的视角解读历史。出版过《金庸传》《叶公超传》《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等著作，2003年第一版《金庸传》因金庸本人不认可而饱受争议。

　　谈金庸研究

　　在他心中，写武侠不是最重要的，办报纸才是

　　记者：《金庸传》全书着墨重点集中在金庸的报人身份上，而非武侠小说大师。可否这样理解，相比他武侠小说作者的身份，你更欣赏的是报人查良镛？

　　傅国涌：我写的是传记，重视传主生平和他经历的这个时代，而不是作文学评论，何况武侠小说对他来说，只是娱乐读者的一个手段，在漫长的时光中，逐日连载的武侠小说始终只是他办报的副产品，无论是作为副刊编辑的查良镛，还是《明报》创始人的查良镛，都比写武侠的金庸更重要。在他生命的晚年，香港环境改变，《明报》易手，报人查良镛年华老去，大众看到的才往往是他的武侠作品。但在1993年前，也就是他人生的黄金时代，报人角色始终是决定性。我怎么写，其实不取决于我怎么看，而是取决于他真实的人生是怎么样展开的。毕竟是传记，不能虚构，也不能按照时过境迁之后的看法，而是要重视于事实本身，客观地呈现他曾经的人生。在传记写作中，主观的看法永远要从属于客观的事实。

　　记者：书中有一段论述，意在说明，金庸本人也更喜欢当一个针砭时弊的报人。在你看来，报人和写武侠小说在金庸心里分别占据了怎样的地位？

　　傅国涌：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从1955年到1972年，第一次大规模修订完成于1980年，一共25年，四分之一个世纪，正是他人生最宝贵的青壮年期，似乎看起来他在武侠小说上花费了很大的心思，其实，在1959年之前，他的主业是副刊编辑、是电影编剧，武侠连载不过是副业，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心血，可谓妙手偶得，或者无心插柳。自1959年起他创立《明报》，白手起家，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了报纸的生存发展倾注了全部时间、心血，写武侠连载，招徕读者也是其中的一个手段，从“神雕”到“天龙”都是如此，等到“笑傲江湖”和“鹿鼎记”连载时，报纸发行量已经稳定，他无需为生存考虑，也因此，1972年连载完了“鹿鼎记”，他就封笔了，其中固然有其他原因，没有这方面的动力也是重要因素。在他心目中，至少在1989年之前，武侠小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分量，报纸始终在他心目中居于首位。他曾一再说《明报》是他毕生的事业和梦想。

　　记者：你在本书的后记中说，对于武侠小说家金庸，你的兴趣并不大，但时评终究是一时之评，金庸传世的以及被津津乐道的还是他的武侠小说，从这个角度看，解读金庸是否更应从他的武侠小说入手？

　　傅国涌：我看重作为报人和政论家的查良镛，是因为他真实的人生原来就是如此，不是我刻意要厚此薄彼，而是他自己厚此薄彼。对于他报纸的看重也不是看重他的时评那么简单化，他的报纸彰显了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他处于两岸三地之间，以他的笔见证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同时他靠他的笔融入那个时代的跌宕风雨之中，成就了他人生的华彩。没有《明报》，仅仅凭武侠小说，他不会被海峡两岸看重，不会成为那个时代香港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所以，解读金庸人生，不能只从武侠小说入手，尽管那也是一种参考，毕竟其中有他真实人生的投影，有他生命经验的融汇。

　　话金庸形象

　　他有三张面孔：文人的、商人的、大中国主义的

　　记者：《金庸传》颇为详尽地介绍了金庸的一生，复杂且具有传奇性，概括地讲，在你心里金庸是怎样一个人？

　　傅国涌：金庸有多重的面相，他至少有三张面孔。一张是文人的。无论写通俗的武侠，还是纸上论政，他都是拿笔杆子的文人；第二张是商人的。他深受香港商业社会的影响，深谙香港市民的心理，洞察市场的需要。他办报，每一分都计算得很清楚，他心中有一个算盘，远胜于他不会经营的父亲，即使在其他方面他也常常在不经意中露出商人的精明；第三张脸是大中国主义的。他渴望大一统的、民族融合的中国，他在香港遥望北方，心系大陆，他热切关注台湾岛上一举一动，他在武侠小说中如此流露，在报纸论政时同样如此，他后期许多重大的选择都与此有关。

　　记者：本书2013年再版，据出版社说，是在2003年初版的基础上增加了近10万字，并做了一些删减。你在后记中说，这么做的原因并非是为了尽量展现金庸的一生，而是更多地反映他和那个时代的交互，以此探讨一个时代的命题。可否这样理解？

　　傅国涌：是，可以这样理解。其实，我之所以愿意写金庸这样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也只是想透过这个人物的命运看到20世纪大起大落的时代变迁，从而窥见一个民族命运的纠结曲折，在一个读书人身上折射出1923年以来中国的沧桑命运，文明与野蛮的消长，战争与和平的交替，动荡与安定的转换，繁荣与贫困的反差。所以，我可以不吝笔墨去写他早年接受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民国教育赋予他的知识根底、精神滋养，也许都是值得今天惊叹的。他于抗战胜利之后初入报业，从《东南日报》的电讯翻译兼编副刊幽默专栏，接受了最初的媒体训练，打开了国际新闻视野，进入《时与潮》半月刊，特别是考入文人论政典范的《大公报》，有幸近距离接触胡政之、王芸生、许君远等一代报人，在他们身上闻见民国报业自由的最后气息。

　　作为报人，他完成了自己的华美演出。他是复杂的，如同他亲历的那个时代一样。1993年他卖掉《明报》之后，他与时代的关系才渐渐淡去，他的人生也在慢慢的落幕当中。

　　说金庸影响力

　　他在晚年亲手把自己的影响力卸载了

　　记者：你写作《金庸传》最遭人诟病之处，莫过于没有实际采访过金庸，虽然这些都可以从资料补足，但是否始终缺乏一个更为直面的资料？

　　傅国涌：我曾说，没有采访过金庸既是失，也是得。其实，采访是记者的事，我只是史家，用史家笔法来写人物传记，中国史学一直有深厚的纪传体传统，我完全可以通过掌握史料来完成，读者该问的不是我有没有采访传主，而是我使用的材料是否可靠，我的态度是否客观、平衡、严谨，我有没有写出传主真实的人生和他的时代。传记的第一标准是可靠，只要靠得住，没有与传主面对反而是得，而不是失。尤其是像金庸这样一个性格复杂、名声巨大的人。一个小小的例子，所有的出版物包括金庸自己都说他是1924年生的，我却可以找出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其实是1923年生的。在许多问题上，老实说采访如此聪明、如此有地位的传主，很容易会为他误导、为他所欺。当然，我这样说，不是表示没有采访就一定好于采访过，凡事没有定例，每个个案都要按具体情况处理。

　　记者：金庸针对本书2003初版曾发表言论，“不推荐读，连篇谎话……”这让初版饱受争议，2013年修订版，虽然你说过，不需要得到金庸的认同，但能否避免一些争议？

　　傅国涌：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争议，这不是一个作者要考虑的。重要的是任何批评、质疑都需要证据，只要有人拿充分的证据证明我哪一点不对，我会十分感激，并乐于修改。如果是观点不同，那就只能各自表述了。我恪守一个原则，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一切都要从事实出发。

　　记者：金庸已经隐退很多年，但他的武侠小说始终不断地被翻拍，金庸本人也因北大读博以及其他事件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这些都是他影响力的象征。你如何看待金庸的影响力？

　　傅国涌：金庸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还不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往往是娱乐版，他的新闻往往是有争议，爱之恨之不屑之都有。要说影响力，鉴于他晚年的许多表现，其实他已经没有什么真实的影响力了。要有，也只是在他的铁杆粉丝中仍保留着挥之不去的那种影响。必须说，他的时代已经无可挽回地过去了，每个人都免不了这一天，他也不例外，这是不可抗拒的。当然他的小说将继续拥有读者，那里埋藏着很多读者少年的梦。

　　也可以说，他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一步步亲手把自己的影响力卸载了。我尊重金庸的人格，虽然我不认同他晚年的许多判断和选择，但就我掌握的材料而言，他在生平亲历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作出的选择还是站得住的，他是复杂的人，性格，经历，心态皆是。总而言之，他太聪明了。而我始终认为对太聪明的人要时刻保持警惕。 （文/记者李卿 图/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