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当下中国残存封建政治文化的叛逆者

　　▲8月3日，第十二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国际会议中心揭晓，中国作家阎连科荣获本届世界华文文学大奖。图为阎连科发表获奖感言。 新华社

　　8月3日晚，著名作家阎连科获得第十二届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该奖有马来西亚最高华人文学奖的美誉，也是对海外华文作家的成就及对文坛贡献的肯定。8月15日，阎连科亮相上海书展，与作家章小东、止庵对话“文学的故乡与异乡”，不禁使人想起阎连科在马来西亚领奖台上发表获奖感言时所说的那番朴实的话：“我来自一个偏远的山村，年轻时为追逐金钱和名利不停地低头哈腰，是文学让我找回了自我，让我昂首挺胸，现在我只有在思索写作内容时才低头，那是在向文学致敬。”

　　记者在上海书展上遇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他是“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终身评委，也刚从马来西亚回来，记者就阎连科为什么能获奖，采访了陈思和。

　　封建文化的叛逆者

　　阎连科刚发表作品时就受到陈思和的关注，他对阎连科的多部作品写过评论，对他十分了解。

　　陈思和说，阎连科来自河南省嵩县，这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地方。“但是，他从小在那里成长，分明是感受到了中国几千年传统力量的无比强大，他深深感到生命力被压抑不能自由开放，因此，他走了一条与其祖祖辈辈父老乡亲不一样的道路，他成了当下中国残存的封建政治文化的叛逆者，一个大胆的叛徒。”

　　是不是因为他的创作有争议，才引起了读者关注？陈思和并不同意这一说法。在他看来，阎连科是以他对中原父老乡亲苦难人生的拳拳之心、对历史和现实的严肃思考和有原则的揭露，才赢得了读者的尊敬。

　　他告诉记者，阎连科也是一位抒情散文大家。他的长篇散文《我与父辈》以朴素的文笔写出了自己与亲情、家族、故乡的感情，赢得国内读书界很高评价。“如果他与生存环境的紧张关系一旦缓解下来，他的创作心态会更加从容舒缓，艺术境界会走得更高、更远。”

　　不可多得的《年月日》

　　陈思和说，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文学遭遇到一场政治风波的挫败而元气大伤，文坛上一片寂静，许多作家都失去了语言的能力，创作疲软。就在那个时候，他读到阎连科的中篇小说《年月日》。

　　“他描写一个老汉，在大旱之年所有人都举家逃离的时候，独自留下来照看一棵勉强存活的玉米秧苗，玉米因为缺少肥料不能结子，老汉决定把自己的身体作为肥料。逃荒回来的人们发现这个老汉的时候，玉米的无数根须都深深扎入他的每一块腐肉和尸骨，从他的肉体里吸收了养料。人们从玉米里收获了七颗饱满的玉米粒子。第二年，当人们又离乡背井去逃荒的时候，村子里就有七个强壮男人留了下来，保护着七颗新的玉米秧苗茁壮长大。”陈思和说，自己至今还认为，《年月日》不仅是阎连科写得最好的小说之一，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名篇。

　　读这篇小说让他想起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但是“它比《老人与海》的细节描写更加饱满，内涵更加丰富，充满了形而上的思考，仿佛是人类经受着神的一场又一场考验，终于获得了生命的意义。读过这篇小说，我们再来读阎连科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四书》的结尾，一个孩子模仿耶稣把自己钉上十字架的惨烈场面，一切都可以获得理解。”

　　最具有探索精神

　　陈思和说，阎连科的小说不仅产量可观，而且几乎从不重复自己的书写经验，他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具有艺术形式的探索性，开掘新的思想深度。

　　《日光流年》用时光倒流的形式描写了几代农民为改善生存环境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坚硬如水》以极其荒诞的手法写了政治疯狂与主人公男女的性爱疯狂互为因果，揭示出人性深处的恶魔性因素；《受活》写了农村现代化过程的疯狂性和践踏残疾人的反人性行为，这绝不是作家异想天开，而是用这种寓言故事，描绘了一个打着红色旗帜疯狂追逐资本主义利润的非理性世界；《四书》里，作家又一次进入历史的回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大迫害中知识分子的灵魂拷问到迫害者的良心谴责和赎罪，创造出一个《哈扎尔辞典》式的复杂的交叉型文本。

　　“我们即使不讨论他的小说所贡献的内涵丰富的历史内容的阐释，在阎连科的长篇小说里，文本、结构、章节、语言，甚至连注释、标题、书名等等，都构成了小说的探索意义。”陈思和说，仅以他小说的书名为例：“为人民服务”、“风雅颂”、“四书”等等，都具有反讽、解构、启发人深思的艺术效果。（深圳商报记者 楼乘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