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领导人著作大多发行量较高 稿费捐出成传统

8月12日，《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在沪首发。本报记者任珑/摄

　　细节中的历史天空

　　记者 邓媛

　　今年8月，《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高调问世。距离这位前国务院总理2009年的第一本著作《朱镕基答记者问》，4年时光荏苒而过。

　　这4年时间，中国卸任高层著书立说掀起了一个热潮。除了朱镕基，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前总理李鹏、前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吴官正、李岚清等皆成为高产“作家”。就在《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上市之前，李瑞环和吴官正的新书刚刚于3月和5月出版发行。

　　在这些退休政要的笔下，昔日被外界讳莫如深的中国领导人所思所想主动被公之于众，其引发的海内外影响和市场热度自不待言。

　　恰如著名美国学者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的序言中所说：关注邓小平，更是关注他身后所处的中国时代。回溯中国领导人著书立说的历程，其后也正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变迁与开放的缩影。

　　回忆录源于“解放思想”的需要

　　不少党史研究者把卸任领导人出书的起点归于上世纪80年代。

　　1983年，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撰写的第一部自传体长篇回忆录《聂荣臻回忆录》由战士出版社(即后来的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次年，徐向前元帅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也引起了空前轰动。

　　80年代中期，中共元老、曾任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的李维汉撰写的《回忆与研究》出版发行，这本书与稍后出版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被研究者视为“出于现实需要”而问世的作品。

　　其中，《回忆与研究》描写了作者从1918年到1964年主要经历的大事，包括延安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海文曾撰文解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亟待对“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歪曲历史、混淆视听的做法拨乱反正，这本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李海文认为，整体来看，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后，著书回忆开始在卸任中国领导人中渐成趋势，精品不断涌现。以中国前国家领导人杨尚昆为例，他从1995年开始撰写回忆录，至2001年，《杨尚昆回忆录》和《杨尚昆日记》同时出版发行。这两本凝结了杨尚昆本人和中央文献室工作人员多年心血的著作，对建国后、“文革”前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珍贵史料进行了披露，成为后来史学工作者的必读文献之一。

　　此外，上世纪90年代，解放军出版社历时7年编辑出版了《中共高级将领长篇回忆录》丛书，其中收录了前中央书记处书记黄克诚、上将杨得志、王平等多位中共将帅撰写的回忆录。

　　在进入新世纪以前，大多数卸任领导人的著作主要讲述的是中共革命战斗和“文革”斗争的历史。

　　十四届、十五届常委出书较多

　　2000年以后，“斗争”与“争斗”的语句逐渐在卸任领导人的著述中褪去，取而代之的多是领导人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与个人工作感言。而在新一代高官著书阵容中，尤以“十四届、十五届政治局常委们”最为吸睛。

　　前国务院总理李鹏亦是其中“先行者”。2003年8月，李鹏在退休数月后即推出了个人日记体著作《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其后几年，推出著作的有江泽民、李岚清、李瑞环、吴官正等。

　　2009年，中国退休官员出版书籍曾掀起一个小高潮。是年，《朱镕基答记者问》、前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反贪报告》、前国家体育局局长袁伟民《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以及前外交部长唐家璇《劲雨煦风》等发行，被媒体评论为“在由中国公民向‘世界公民’转变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的行事风格越来越国际化”。

　　截至今年8月，退休政要出书越来越普遍。在政治局常委层面的历任高官中，据媒体不完全统计，江泽民已出版著述6本，李鹏出版10本，李岚清出版6本，吴官正出版4本。

　　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

　　在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大鹏等学者看来，最近10年里，领导人出书可按内容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重大政策的回顾，比如李岚清2008年出版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

　　“伟大的历史转折”、“杀出一条血路，创办经济特区”、“蛇口响起第一炮”……文中，李岚清详细回顾了中国对外开放初期的有关重大事件，对创办经济特区、引进先进技术、兴办合资企业等都作了重要阐述。这本书曾在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被牛津大学出版社列为当时最重要的推荐图书。

　　记述领导者个人决策历程的著作被认为是退休政要书籍的第二种类型，这些带有“自我述职”的内容在领导人著作中也最为常见。比如从2003年到2008年，李鹏先后出版了6本日记，涉及核电、电力、立法、市场调控等多个领域。朱镕基的《朱镕基讲话实录》，吴官正的《汉水横冲——武汉城市改革的实践与思考》等也都是这一类型。

　　而这类著作中，作者都会披露一些重大决策的制定过程。“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是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邓小平同志在参加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详细询问了三峡工程的情况。”李鹏在“三峡日记”中讲道。李岚清在《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中则披露了高校扩招决策内幕。

　　曾在中央党史研究室供职的历史学者韩钢告诉《国际先驱导报》，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民众越来越希望了解决策者在决策、讲话背后究竟如何考虑，这些“自我述职”在一定程度上恰好满足了人们在这方面的好奇。

　　还有一类著作与领导人的专业和个人兴趣爱好有关。比如江泽民出版的《中国能源问题研究》、《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李岚清的《李岚清音乐笔谈》、李瑞环的《学哲学、用哲学》等。当然，尽管这些著述与领导人个人的兴趣、专业息息相关，但鲜有能完全脱离政治工作的内容。

　　“领导人出书，无论是对后来的执政者还是国人都富有启迪作用。当下社会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在前领导人的书里其实都有‘呼应’。”王大鹏曾在一篇文章中如是写道。

　　对此，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程也颇为认同。他在评价《朱镕基讲话实录》时曾表示，朱镕基的书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和国家在某个时期推进改革开放的事业轨迹，也反映了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发展的历史进程，书中的核心思想和观点也能为现在所借鉴，让政府更好地造福人民。”

　　稿费捐出已成传统

　　或许正因如此，退休领导人的著作大多呈现出较高的发行量。

　　如前文所述，吴官正的《闲来笔潭》面世不到一个月时即已发行45万册。“与严肃的工作文稿不同，这本书以平民视角和有情有义的真心话，配以骂‘脏官’、忧雾霾等有现实指向意味的画作，流露出作者的许多个人心声，很有人文趣味，受到读者热捧。”该书责任编辑张振明如是评价。

　　销量可观，自然收入丰厚。这一点，中外领导人出书后的效果可谓大同小异。不过，一直以来，中国卸任高官的稿费大多以设立基金会或资助他人的方式捐出。

　　2004年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按照其遗愿，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共同设立了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励基金。邓小平亲属将他生前的全部稿费100万元捐献给基金，用于鼓励青少年的科技创新。

　　同年，李瑞环亲手创办了桑梓助学基金会，旨在对品学兼优的特困大学生实施助学。其后，他拿出论著《务实求理》一书所得稿费100万元捐入其中。2005年，李岚清将个人全部稿费200万元发起成立了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去年，李鹏用自己的稿费向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捐款300万元，设立了“李鹏——延安助学基金”。

　　此外，还有吴官正出资115万元设立的昱鸿奖学金，朱镕基设立的“实事助学基金会”，等等。“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设立了奖学金，但有的完全不对外说。”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这样说道。

　　当然，“助学”并非是领导人出书热潮的主要原因。“我们是历史中的人，我们也是历史中的一段，我们现在评价历史，将来历史也会评价我们。”李瑞环曾这样说道。

　　“我们离开人民群众就一事无成”

　　“市民经常给我来信，反映他们住房困难、上下班等车要花两三个小时。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没搞好，社会服务也没搞好，给市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但我又无力马上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我感到最遗憾的。”

　　“我对有的政府干部吃吃喝喝，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工作不热心，办事效率低，感到最生气，有时还要发脾气。”——《接受日本驻沪记者联合采访时的谈话》，1988年10月21日，第208页

　　“我将来是什么下场，我从来就没考虑过。”——《重视和做好信息工作》，1990年11月28日，第543页

　　“我深深感到，我们离开人民群众就一事无成。”

　　——《信访工作是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方式》，1988年8月17日，第182页

　　“我一到上海来工作，就给自己提出‘五戒’，即不登报、不上电视、不剪彩、不题字、不受礼。”

　　——《对全市局级以上干部的三点要求》，1988年6月28日，第118页

　　“江泽民同志提倡的‘四菜一汤’在全国都出名了，国务院已经是这样做了，但在我们上海有时候还附加了很多明名目，八个碟子那是冷盘不算菜，后面一个大火锅只算是汤，再来十个点心也不算菜，还是搞得很浪费。所以我想先从我做起，从市政府做起，我们市政府的人员下基层、到工厂，无论如何要做到‘一菜一汤’。”——《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4月25日，第44页

　　“领导干部不要老是坐在那里讲，不下去。现在，好多工人的积极性不高，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不高，老在那里拖拉、扯皮。你老坐在那里，不下来抓住具体问题、解决问题，谁干啊？不瞧着你啊？你有本事，就下去抓住具体问题拿主意、想办法呀！”

　　——《在上海市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5月10日，第71页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如何争取民心，使广大的工人、农民跟我们一条心，来把工作做好。解决这个问题比经济工作本身难得多。”

　　——《领导干部不能脱离群众》，1989年8月7日，第336页